工業化進程中的銅消費結構分析
全球銅消費潛力正不斷削弱
工業化進程與銅消費密切相關
工業化通常被定義為工業（特別是其中的制造業）或第二產業產值（或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以及工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工業化最初只是一種自發的社會現象，始于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這種以大規模機器生產為特征的工業生產活動向原有的生產方式和狹小的地方市場提出挑戰，老的生產方式已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容量的需求。同時，資本積累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又為工業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工業化已經是全球主要經濟體走向現代化的必經過程，也是國民經濟結構不斷升級的火車頭。從工業化演變范圍來看，西方國家的產業革命于1780年前后在英國興起，19世紀開始波及法國、美國、比利時等，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蔓延到德國、意大利、俄國和日本等。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以人均GNP3000美元作為衡量標準，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目前有40多個。
工業革命和工業化催生歷史上幾輪超級大牛市：
從18世紀6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興起，人類社會就開始了工業化進程。1788年，農業占英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40%以上，工業和建筑占比不到21%。到了1867年，英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升至54.6%。從全球范圍看，18世紀下半葉和19世紀，英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居于統治地位，1820年，英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占比重高達50%。到了20世紀初，英國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在英國工業化初期，一些國家銅是貨幣之一，因此工業需求的增長刺激銅價大幅上漲。數據顯示，18世紀后期，面對銅材大量出口導致日本國內銅價上揚和貨幣供應不足，日本政府曾宣布提高出口銅材價格來限制銅材的大量出口。
美國、德國、法國的產業革命始于19世紀初，結束時間也是20世紀初。從1820年至1870年，世界工業生產指數增加了20.8點，半個世紀的增加額相當于上一時期120年間增加額的4倍多。到了1889年，美國制造業和采礦業總產值在國民經濟總值中的比重達到52%，首次超過農業。
日本的產業革命則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明治維新，于19世紀70年代加速。從1870年到1913年，世界工業生產指數增加了80點，相當于上一時期（1820—1870年）的5.25倍。1867年至1913年，日本第一產業在社會生產總額中的比重從原來的40.5%降至23.2%，而第二產業由28%升至45%以上。在此期間，國際銅價漲幅達到199%，全球銅消費量從10萬噸左右升至1913年的100萬噸，出現10倍的增長。
從1913年到1948年的35年間，世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大的經濟危機。盡管其間工業生產指數增加了174點，相當于上一時期50年間增長額的2倍多。然而，我們發現銅價并沒有出現大幅上漲，原因在于：一方面1933年經濟大蕭條和世界大戰對全球經濟造成沖擊；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單位GDP消耗銅的數量逐步下降。從總量來看，1950年全球銅消費總量升至200萬噸，增幅為200%，與1870年至1913年10倍的增速相比明顯下降。
從1948年到1971年，是戰后西方經濟高速增長年代，工業生產指數增加了776點，為上一時期的4.5倍。戰后重建等對銅消耗重新回升，全球銅需求出現回暖。
20世紀70年代，銅消費在1973年達到高峰之后急速下降，5年之后才恢復上升趨勢，但到1982年，前期的增長又再次失去。1972年及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而這正是銅及其他工業金屬消費不能增長的根本原因。
此外，在許多領域銅面臨替代品的競爭。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為債務所困，缺乏資金，無法加強基礎建設投資，而這是先前推進發達國家銅消費的主導因素。最后—點，在一些新的應用中，銅受到了產品小型化的沖擊，小型化趨勢使銅在單位產品中的用量減少以減輕重量、節約空間和資金：電線越來越細、銅管也越來越細、元器件越來越小且輕。
20世紀80年代早期和中期，銅消費趨勢出現了顯著變化，技術發展降低了對銅的需求，替代品、小型化及發達國家金屬密集性消費減少反映了銅消費增長趨緩不可逆轉。
20世紀90年代至2011年（剔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新興經濟體工業化時期，這段時間亞洲（中國、韓國、印度等）、拉美國家在西方國家資本輸出等大環境下大力發展市場經濟，走向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由于LME銅數據開始于1986年，因此新興國家工業化對銅消費的影響可以便利地通過數據來驗證。統計數據顯示，1986年4月1日至2011年，LME銅價漲幅達到593%。
自2011年開始，中國開始進行經濟轉型，并消化2008年“4萬億”刺激措施帶來的后遺癥，在GDP增長逐步下降之際，工業制造業占GDP比重也同步下降，從而導致中國銅消費增長從兩位數以上逐步降至個位數。
工業化不同階段銅價不同的表現
根據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工業化三階段”理論，各國工業化發展過程一般需要經歷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初級消費品工業（食品、紡織、煙草、家具等部分）占據主導地位；第二階段，資本品工業（冶金、化學、機械、汽車等部門）迅速上升，消費品工業優勢下降；第三階段，資本品和消費品工業達到平衡，即后工業化時代。
根據西方國家工業化進程三個階段銅消費的對比發現，在工業化第一階段銅消費溫和增長，工業化第二階段銅消費加速攀升，在工業化第三階段銅消費達到峰值，增速開始拐頭向下，服務業開始取代工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貢獻來源。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的近200年內，西方經濟實際上發生了三次經濟革命，一是18世紀初和以后進行的農業革命；二是18世紀、19世紀進行的產業革命；三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發生的服務業革命。前兩者的內容是國民經濟從農業占支配地位進到工業占支配地位，同時服務業也在快速發展。第三次革命的內容是農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工業增長速度放慢，而服務業則大幅度增長。
從長期看，第三產業的發展有三大特點，一是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低于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從而具有降低國民經濟增長率的趨勢。二是其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強，并且比較穩定，從而對西方國家的就業結構產生向第三產業傾斜的影響，并對就業率起某種穩定作用。三是服務業對資源消耗減少，并且對資源破壞減弱。
判斷工業化進程的深淺主要根據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或工業勞動力在總勞動力中份額的大小。工業的比重越大，工業化的程度越深。然而，到了發達的工業化階段，情況會發生變化，除農業的比重會繼續有所下降之外，服務業的比重將不斷上升，工業的比重將由上升轉為下降。通過工業產值和就業人數比重提高快慢來判斷工業化速度的快慢，工業比重上升得越快，工業化的速度也就越快；主要按照人均國民收入的多少來確定工業化發展水平的高低，中、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是低水平的初、中級工業化，高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則是高水平的發達的工業化。
中國進入工業化后期，單位GDP耗銅量下降
從中國各項經濟數據來看，中國進入了工業化后期。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來衡量：一是服務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總值的比重越來越高，而第二產業占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自峰值明顯下降。截至2015年一季度，中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降至43%，而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升至52%，最早在2012年四季度中國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
二是隨著工業生產率的提高，工業部門就業人數持續下降，而第三產業（服務業）就業人數逐步上升。1—3月，中國城鎮新增就業324萬人，同比減少20萬人。不過，在一季度經濟下滑，特別是工業增加值持續滑坡的情況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5%，同比和環比均小幅下降，這主要是服務業就業人數上升對沖了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所帶來的缺口。
三是人均GDP與世界平均水平差距由擴大轉向縮小。據聯合國統計司數據，2013年中國名義人均GDP為6807.3美元，同期世界名義人均GDP為10553.48美元，中國名義人均GDP占世界名義人均GDP的65%，而在2000年這個比重僅為18%。
印度存在接棒的潛力，但短期難以實現
在中國這個全球經濟增長引擎之一和新興國家工業化的代表減速換擋之際，全球將目光投向了印度。2014年印度實際GDP增速高達7.2%，IMF 和World Bank都預計未來兩年印度可能超過中國，成為世界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另外，印度正大規模擴大國內基建投資，因此無疑印度是中國之外最有可能接替中國成為全球銅消費增長最快的潛力國。
一方面，印度具備接棒中國的潛力：人口紅利，且印度人口結構非常年輕，2014年年齡中位數僅為26.6歲，而中國為35.6，年輕的勞動力資源是印度未來幾年經濟增長最大的優勢；印度基礎設施落后，因此印度在大規模基建方面具備很大的空間，最集中體現在電力和鐵路系統，印度的公路里程甚至要比中國更多，但是高速公路里程數僅有200公里，和中國的9萬多公里相去甚遠，甚至不如領土面積少得多的馬來西亞和泰國，僅僅相當于中國上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
另一方面，印度經濟增長，特別是大規模基建受經濟結構、政治體制和宗教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約。盡管當前印度經濟增速接近中國，但是一直以來印度的基建為何和中國相差那么大呢？主要原因來源于三個方面：
一是印度人口基數大，但是儲蓄不足，不同于中國高儲蓄特點。以總儲蓄占GDP 的比重來衡量，印度儲蓄一直只有中國的60%左右，且最近幾年這一差距還在擴大。2013年印度人均資本存量仍舊只有5000 美元，中國卻高達1.7萬美元，是印度的3倍多。中國之所以能夠走高投資、大規模基建的發展模式，最主要的是中國高儲蓄給基建項目提供了廉價的資金，而印度則不具備這個條件。
二是印度財政赤字、貿易赤字和巨額外債使得財政政策發揮空間有限。與大多數新興經濟體不同，印度長期維持大規模財政赤字。根據IMF 的統計，2014年印度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達7.2%，顯著高于新興市場2%的平均水平。
而大規模石油和黃金進口導致持續赤字。由于連續多年維持貿易赤字（即經常賬戶赤字），2007年以來印度外債不斷累積。2013年外債總額已經高達4400億美元，約為GDP的22%（中國為9%），占印度外匯儲備的比重超過150%（中國為23%）。印度外債結構（如幣種構成、利息占比、占GDP/外匯儲備比重），與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類似，但短期外債占總外債的比重高于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過去幾年，印度外債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短期外債占比顯著上升，到2013年該比重已經超過20%，接近1989年有數據以來的最高水平。
三是過去十幾年印度與中國廣義貨幣平均增速接近，不過印度通脹卻在大多數時間都顯著高于中國，高通脹又制約貨幣政策發揮的空間。2005—2014年印度和中國M2平均增速接近：印度約為14%，中國為17%，但其間印中平均CPI增速差別卻很大——印度為8%，中國為3%。
四是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和宗教等壓低社會生產率和阻礙改革。1990—2010年印度GDP平均增速為6.5%，顯著低于中國的10.2%，過低的全要素生產率是最大的拖累因素。根據Bosworth的研究，1978—2004年印度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對人均產出的平均貢獻率只有1.6%，而中國是3.6%。限制印度生產率的因素很多，包括勞動力市場的剛性（企業解雇職工需要政府和工會兩層批準）、傳統的精英教育文化及宗教、種姓制度等。
從勞動力、資本及生產率的角度看，印度未來幾年的增長前景仍舊面臨較大的挑戰。短期內，改善增長前景的關鍵是突破地方制度限制、籌集資金進行大規模基建投資；長期看，印度需要進行全面的結構性改革（如提高勞動力市場流動性、降低財政赤字等），以提高整體的生產效率。
從全球范圍來看，雖然有些國家完成了工業化，但是由于新興國家大多數存在經濟結構性問題，它們在工業化過程中面臨諸多障礙和反復，再加上作為全球人口第一大的國家——中國人口紅利消散和經濟減速換擋下的后工業化特征明顯，全球銅消費潛力正不斷削弱。盡管市場看好印度接棒中國的潛力，但是其內在的制度、經濟結構等問題迫切需要改革，這就意味著短期內難以完成接棒中國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