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學家魯白：仿制西藥的時代即將結束

美國《科學》雜志日前撰文指出，當外國制藥公司的研發中心大舉落戶中國時，中國制藥業的底線是必須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否則，就會將自己最好的科學家和龐大的市場拱手讓給西方對手。 
  
    最新出版的美國《科學》雜志發表文章，討論中國制藥業的復興之路。文章指出，2007年7月10日，中國藥監局前局長鄭筱萸被執行死刑，它向世界傳遞的一個強有力信息：中國政府不再容忍監督機構中出現腐敗行為。但觀察家們認為，今天中國的制藥業充滿了模仿性藥、療效未經證實的藥或假藥，改革迫在眉睫。華人學者魯白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兒童健康和人類發展研究所的神經科學家，他說，中國制藥公司必須發展自己的研究能力。
 
    《科學》雜志的文章認為，中國的制藥業現在擁有一個快速趕上的黃金機會。在過去1年中，歐洲三大制藥巨頭在中國設立了主要的研究和開發中心。而中國面臨的選擇是如此嚴峻——采納西方發現新藥的方法，從創新能力的培育到用臨床試驗展示效用，再到質量的控制；或是將自己最好的科學家和龐大的市場拱手讓給西方競爭對手。
 
    “中國消費者將會知道國產藥和外國藥之間的不同，他們會作出自己的選擇。”魯白說，今天那些在市場上靠毫無根據的廣告出售療效未經證實的藥品的公司將會被清除。
 
    2002年，丹麥制藥公司諾和諾德在北京設立了自己的研發中心，自此，歐洲的制藥公司憑著比美國同行更大的膽量紛紛落戶中國，而美國公司只是在中國進行有限的開發。比如，總部在美國的默克公司和禮來公司是制藥業的兩大巨頭，這兩家公司只是將部分醫學化學方面的研發工作外包到中國，輝瑞公司也在2005年10月在上海設立了一個小型的研發中心，從事臨床試驗的設計和管理。
 
    與謹小慎微的美國同行不同，英國的葛蘭素史克公司（GSK）在2007年7月2日宣布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為位于上海的研發中心招聘50~100名科學家，該研究中心第一年的運作預算為4000萬美元。而在今年5月，葛蘭素史克在宣布設立中國研發中心計劃時，就任命免疫學家臧敬五博士為中心負責人。臧敬五是中國科學院2001年“百人計劃”入選者，在就職于GSK之前，他是上海健康科學研究所的創始人、所長和教授。他還曾是美國得州休斯敦的貝勒醫學院教授，并擔任貝勒多發性硬化癥中心的研究主任, 負責多發性硬化和神經免疫疾病的研究及臨床工作。臧敬五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從靶標的確認到全球注冊和批準，葛蘭素史克有關神經退化性藥的整個流程線將搬到中國。
 
    而早在2006年7月，全球領先的制藥公司阿斯利康就在上海設立了“阿斯利康中國創新中心”，從事治療胃和肝臟癌癥的藥物研發；瑞士諾華公司在上海設立的生物醫學研究中心主要目標是研究導致癌癥的傳染性疾病。但與葛蘭素史克中國研究中心的雄心壯志不同，阿斯利康和諾華在中國的重點是開發適合中國國內市場的藥物。 
 
    《科學》雜志的文章指出，中國年輕的科學之星將成為外國研發中心競相爭奪的目標。生物信息學、癌癥研究專家張小林博士是阿斯利康中國創新中心主任，2006年8月，他從阿斯利康位于美國波士頓的研究中心回到中國。阿斯利康計劃在未來3年中為該中心注入1億美元、在2009年前聘請70~80位主要來自中國本土的科學家。“我不認為從西方引進如此多的人才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張小林解釋說，因為海外人才所要求的工資比國內人才更高，“如果工資的差距如此之大，就會降低本地人才的士氣”。為了保持良好的士氣，阿斯利康將支付中國職員具有競爭力的薪水，讓他們有機會晉升到高級職位。 

   胡卓漢是位于上海的蘭德肝臟疾病研究所所長，他說，年輕的科學家們為了高薪而蜂擁到外國公司的實驗室未必是件壞事，因為中國最終將受益于他們所受到的訓練。他認為更多的在外國研發中心成長起來的科學家將會回到中國公司，或是啟動自己的事業，控制知識產權。
 
    《科學》雜志的文章認為，中國制藥業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是新思想極少。魯白說，如果以結構已知、療效已證實的化合物作為藥的定義，那么中國實際上沒有自己的藥。魯白和其他人認為，中國的制藥業滿足于仿制西藥或生產西方社會只承認是“飲食補給品”的藥物，這些補給藥源自傳統中醫藥，其療效并沒有被確證。
 
    形勢正在變化，中國已經有了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法，輝瑞公司和禮來公司最近在中國贏得了專利官司。魯白說：“仿制西藥的時代即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