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并購爭論實際上是國企改革討論的延續
外資已不滿足于直接投資，它們希望與地方政府聯手，用并購方式直接占領中國的廣大市場，消滅競爭者和潛在競爭者，這從外資對一些戰略產業的中國企業實行所謂的“斬首計劃”就充分體現出來了。
沒想到，三一重工執行總裁向文波在網絡博客上發要約收購徐工這樣一場游戲，竟引爆了一場對中國外資政策的全面反思，甚至已經導致了高層對于整個外資政策的某些調整。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近日表示，將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建立外資并購聯合審查的工作機制，制定相應的審查程序和政府核準制度。
國家將健全外資并購管理體制，根據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產業政策、行業標準，考慮市場供需總量、生產力布局、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公眾利益等因素，對外資并購項目進行審核。
外資并購爭論實際上是國企改革方向討論的延續
坦率地講，穿越論爭的喧囂，當下徐工的問題不過是前些年轟動一時的關于國有產權改革方向的大討論的一種延續，只是這次遭詬病的主角不再是一些灰色民營大鱷，而是急欲進軍中國市場的國際資本，不過這一次多少加入了一些經濟愛國主義的作料。
無論民資也好，外資也罷，拋開國家利益和經濟安全層面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始終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國企改制的本源問題：在給定的現實體制環境下，無論是引入民營資本還是境外資本，并購后的國有企業是否就意味著一個“好的企業制度”得以確立，在效率上是否會有明顯提高，在技術創新上是否會有明顯進步，更進一步講，在社會資源配置上是否會有明顯改善？
客觀地說，中國近些年來的引資改革的過程并不能提供這樣明確而正面的證據。即便是放眼當今世界各國的全球化的進程，也不能提供這樣的證據。
前些年，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們做過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發現經濟全球化并不是在所有狀況下都能同等實現那些理論上的好處，也就是說，全球化益處的發揮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其中的一個條件就是政府治理的昌明和法治完備。一個缺乏良治的政府，一個法治松弛的經濟體，經濟自由化的結果往往事與愿違，而陷入“裙帶資本主義”的深淵。譬如阿根廷，它的經濟非常開放，你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主要大街上，到處都可以看到國外大銀行在那里蓋的大樓。但是，阿根廷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治理都非常不好，資源配置效率非常低，流入的大多數國際資本都被投入到裙帶項目和對老百姓沒有什么好處的無效項目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資金增加，不是改善了資源的配置效率，而是加劇了資源的這種無效配置。
一些地方政府為達成改制目的不講手段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轉型經濟體：政府主導，盡管計劃經濟已然遠去，但在實際經濟運行中，一些地方政府自覺不自覺地并沒有放棄對資源配置的支配力。在提供公共產品的同時強力地介入到社會經濟的各個層面，除了以政策法規的制定者、執行者的角色介入經濟活動，政府往往還直接控制著主要的企業和資源。
對地方政府而言，當地的上市公司、地方性金融機構、土地資源等成為其直接掌控的主要經營性資源。政府功能自身的“越位”為國企改制的前景蒙上了陰影。
近20多年來，中國經濟處于粗放的高速增長期，一些地方政府也自然處在經濟總量增長競賽的亢奮之中，陷入莫名其妙的“GDP崇拜”、“500強招商崇拜”中難以自拔。而擺在眼前的現實往往是，地方國企背負沉重的政策性負擔、冗員和陳年債務，改制迫在眉睫，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沒有著落，地方政府急欲在產權市場招標出售國有股權以換取改制所需資金。只要能夠達成改制的目的，手段已然不重要。
強調按照資本意志行事正中外資下懷
隨著一些灰色民營大鱷垮臺之后，地方國有企業，更準確地講是它的實際所有人地方政府，對于國內民營資本的評價開始趨于負面，甚至充滿了本能的敵意。對于急欲脫手國企這個“燙手山芋”的地方政府而言，外資自然就成了惟一的救命稻草：既可完成國企改革的任務，又有招商引資的成績。從實際來看，外資已不滿足于直接投資，它們希望與地方政府聯手，用并購方式直接占領中國的廣大市場，消滅競爭者和潛在競爭者，這從外資對一些戰略產業的中國企業實行所謂的“斬首計劃”
就充分體現出來了。如果強調按照資本意志行事，那么在強弱力量明顯不均的情況下，正中外資下懷。
中國有個成語叫“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其中的道理，無論是參與國企改制的民資還是外資，他們顯然都是深知的。通過編織一套說辭，從GDP、稅收、就業、海外上市等方方面面來打動各級地方政府。在這種情形下，患有“招商引資綜合征”的各級地方政府要想不被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所俘獲都難。但這種GDP政績崇拜下的“招商引資綜合征”本身就不健康，最后成為輸家收場是可以想見的，而這顯然又不能被個人意志所左右。
筆者并不想就民資、外資孰是孰非做一公斷，對比之下，情緒化的爭辯往往顯得無力。但我們相信，只有隨著政府職能的轉換，法治的完備，“企業家精神”的培育，新的因素（國際規范投資者、國際市場要求等）融入，普遍的財富觀的改變，中國的國企改制方能結出健康豐碩的果實。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