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超過美國？中國經濟現代化面臨三大瓶頸

盡管國際上有一些研究人員認為，中國會在５０年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中國研究現代化的專家，從經濟現代化這個體系中沒有得出這樣樂觀的結論。

何傳啟研究員領導的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隸屬于中國科學院。該機構已連續５年發布中國現代化年度報告，今年的主題是“中國經濟現代化”。
這個年度報告認為，如果把人均ＧＤＰ和經濟結構的綜合年代差理解為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與其他國家的年代差距，那么，２００１年中國與美國等７個國家的綜合年代差約１００年，與德國等７個國家差８０年左右，與日本等６個國家差５０年。結論是，中國要達到世界經濟的先進水平和中等水平，并不是輕易能實現的，需要長期艱巨的努力。
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如果保持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２年經濟現代化的年增長率，中國有可能在２０５０年達到當時世界經濟現代化的中等水平。這個中等水平的底線，大致相當于２００２年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值。
與西方發達國家已歷經３００年現代化歷程比，中國僅１６０年，且經濟現代化歷程在抗日戰爭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兩次被中斷。何傳啟認為，２１世紀，依然是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拚卻全力追趕和縮小差距的百年，沒有任何理由松懈和自滿。
以在２０５０年達到當時的世界經濟現代化的中等水平為目標，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認為，在２１世紀前５０年，中國經濟現代化至少要打通三大瓶頸：經濟質量、經濟結構和國際經濟競爭力。
挑戰大于機遇下的雙重任務
中國學者采用“二次現代化理論”研究經濟現代化。以１９７０年為時間點，按時序將已歷３００余年的經濟現代化分為經典經濟現代化和第二次經濟現代化。
經典經濟現代化是１８世紀以來經濟領域發生的一種革命性變化，包括國民經濟的全面工業化、勞動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和國際競爭的不斷強化。其主要結果是，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市場經濟觀念形成和普及，現代科技和能源的大規模應用，經濟活動工業化和專業化，生產方式的機械化和電氣化，經濟效率持續增長，經濟福利和社會公平的提高等。工業化完成和勞動生產率達到工業經濟先進水平，是完成經典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標志。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經濟領域發生的革命性變化，包括國民經濟的知識化、綠色化和全球化、勞動生產率和國民收入的增長、經濟福利的改善以及國內經濟公平和國際經濟地位的變化，催生了第二次經濟現代化。它是“知識革命”的產物。
世界經濟現代化的轉折點是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北美和歐洲發生的信息和知識革命，促使已經完成經典經濟現代化的國家啟動第二次經濟現代化。１９７０年，美國已經進入第二次經濟現代化。到２００２年，在參加評價的１３１個國家中，有１８個國家已經進入第二次經濟現代化，其中有６個國家已經由起步期進入發展期。
因此，較之于發達國家，中國經濟現代化面臨雙重任務：既要完成經典經濟現代化，同時又要推進第二次經濟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經過測算提出，在這一背景下，如果重復經濟發達國家先經典經濟現代化、后第二次經濟現代化的道路，那么，中國完成經典經濟現代化大約還需５０年的時間，第二次經濟現代化大約要１００年的時間。這樣，顯然不可能在２１世紀完成經濟現代化的目標。因此，中國只能走綜合經濟現代化的道路。也就是，兩次經濟現代化協調發展，新工業化和知識化協調發展。
何傳啟等人把這條道路稱為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運河戰略”。他們設想的步驟是：在２１世紀前５０年，協調推進新工業化、知識化、綠色化和全球化，協調推進從新工業化向知識化的轉型，全面完成從經典經濟現代化向第二次經濟現代化的轉型，達到世界經濟現代化的中等水平；后５０年，全力推進知識化和綠色化，全面完成第二次經濟現代化，趕上世界經濟現代化的先進水平。
他們認為，中國有條件選擇綜合經濟現代化的道路：其一，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中國已經引進了第二次經濟現代化的許多要素，如信息化、高技術產業、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等。其二，中國經濟不平衡為選擇綜合經濟現代化提供了條件，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地區可以推進第二次經濟現代化，西部欠發達地區可以推進經典經濟現代化，其他地區可以兩次經濟現代化協調發展。其三，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新型工業化戰略，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從這些方面看，中國已經是兩次經濟現代化并存。
未來５０年中，中國經濟現代化將有三個機遇：經濟信息化和全球化帶來的機遇；綠色經濟和生物經濟帶來的機遇；體驗經濟和文化經濟帶來的機遇。但面臨的挑戰遠遠多于機遇，表現在１０個方面：勞動生產率的持續和快速增長；從三元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型；農業現代化；資源和能源的持續供應；保持金融穩定；生態現代化，經濟與生態的協調發展；地區和城鄉協調發展；全面提高勞動力素質；大幅度提高創新能力和效率；參與全球化與維護國家利益。
重中之重：提升經濟質量
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的計算顯示，２００２年中國經濟質量的國際差距十分明顯。如：中國人均ＧＮＰ為９６０美元，高收入國家平均為２６４９０美元；中國全員勞動率為１６４６美元，高收入國家平均為５５３５５美元；中國農業生產率為５０６美元，高收入國家平均為２３７９８美元。中國要達到２００２年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人均ＧＮＰ、全員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生產率分別需要提高２６倍、３２倍和４６倍，時間分別需要４９年（７％年增長率）、４６年（８％年增長率）和５０年（８％年增長率）。

過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戰略創造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２０多年的經濟奇跡，但由于實質上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掩蓋了一些社會問題。由于長期的經濟增長導向，社會資源高度向經濟集中，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不協調的問題浮出水面，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沖突，既危及新的經濟增長，也危及經濟質量的提高和經濟現代化進程。

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提出，未來５０年，中國的經濟政策需要完成兩次轉變：第一次是從規模增長型向質量進步型轉變，依靠技術進步、投資和消費的增長，推動經濟質量的進步，包括人均ＧＮＰ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新工業化和綠色化的推進、經濟結構和公平的改善。第二次是從質量進步型向創新福利型轉變，依靠創新和經濟福利的增長，推動經濟質量和經濟福利的進步，包括人均國民收入、勞動生產率、知識化和綠色化、經濟結構、經濟福利和公平等的全面提升，逐步建立創新型經濟和福利型社會。

２１世紀前３０年，中國提升經濟質量的戰略要點是完成新工業化和信息化。相對于傳統工業化，中國的新工業化應具有６個新特點：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走工農業協調發展的新工業化之路；工業化和生態保護協調發展，走綠色工業化之路；工業化和信息化協調發展，走數字化的工業化之路；高技術和適用技術協調發展，走高質量工業化之路；工業化和全球化協調發展，走面向全球市場的工業化之路；工業化和工業轉移協調發展，促進從工業化向知識化的轉型。
目前，中國經濟基礎設施仍然十分落后，交通、能源、信息的基礎設施和知識基礎設施等，與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差距非常大。何傳啟認為，如果采用優先發展經濟基礎設施的做法，有可能加快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進程。如果中國的交通、能源、電話和知識的基礎設施年均增長率分別保持在８％、６％、５％和３％左右，中國有可能提前到２０３０年左右達到２００２年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經濟結構戰略轉型任重道遠
中國經濟結構要達到發達國家２００２年的水平，至少需要５０年的時間，涉及幾代人的經濟利益調整和經濟成本分配。何傳啟說，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就是中國經濟脫胎換骨的過程。轉型的難度非常高，成本和風險巨大，沖突和矛盾不可避免。但中國沒有退路，因為經濟結構現代化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支柱之一，必須迎難而上。
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艱巨性，既決定于中國經濟結構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也決定于中國的人口和勞動力規模。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２００２年高收入國家人口總和為９．７億，而中國人口為１２．８億；高收入國家勞動力之和為４．７億，而中國約７．７億。中國的人口和勞動力分別是高收入國家總和的１．３倍和１．６倍，經濟結構轉型的任務超過了全部發達國家的總和。
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根據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目標要求提出，未來５０年，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有兩大任務：
第一大任務是三次產業的戰略調整。需要把農業勞動力比重從５０％降到４％，農業增加值比重從１５％降到２％；服務業比重從２７％提高到７０％，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從３４％提高到７１％。據此計算，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任務將超過３．５億，平均每年需轉移７００萬人左右。
第二大任務是十大產業的戰略調整。從走綜合經濟現代化道路的設計看，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為基礎產業（現代農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商業等）、支柱產業（普通制造業、金融服務業、知識性服務業等）和戰略產業（高技術產業、信息產業、文化產業等）。這三組十大產業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產業，特別應重視戰略產業。
強化國際競爭力任務緊迫
中國的市場經濟發育有２０多年的時間，而西方發達國家已走過大約３００年的歷程，但中國又必須與發達國家在世界市場上同臺競技，尤其是隨著世貿組織規定的“過渡期”的結束，中國將直接面對全方位的國際經濟競爭。這就決定了提升國際經濟競爭力，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所在。
何傳啟認為，國際經濟競爭，不僅取決于經濟質量和經濟結構，更取決于經濟制度和經濟觀念，而市場經濟制度和觀念的建立與完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用５０年的時間完成發達市場經濟國家３００年走過的路，是中國經濟現代化必須面對的挑戰，但世界不會等待中國，有些國家甚至試圖延緩中國的進步。
中國目前面臨的最突出問題是，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宏觀基礎較為薄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提出了６個較為緊迫的任務：
編制國家經濟法典。這是完善和普及經濟法規的重要措施。建立系統的經濟法典分類體系，清理１９８０年以來的經濟法規，編制國家經濟法典，并每年修訂一次；建立經濟法規公示制度和簡報制度、經濟法規和經濟政策評估制度，使經濟法典修訂制度化。
制定國家經濟信息透明法（經濟陽光法）。經濟信息資源的封鎖、割裂和不平等獲取，增加了中國經濟的運行成本和企業決策的機會成本，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成立國家經濟政策評估中心。如果沒有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政策研究機構對各種經濟政策進行中立評估，是難以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去判斷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成立國家小企業服務局。國民經濟中，大中企業是少數，小企業是多數，一般而言，小企業比較靈活，市場適應能力比較強；但信息不靈、管理水平低、市場融資困難、新產品開發能力差、產品推銷能力有限等。如何幫助小企業，提高小企業競爭力，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成立國家能源部。在國際能源市場上，單個企業或企業集團的競爭力都是有限的。即使在能源工業十分強大的美國，聯邦政府的能源部也是一個大部。中國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組建國家能源部統籌中國能源的國際競爭，無疑具有戰略意義。
完善國家創新體系，提高創新能力的效率。國家創新體系是綜合經濟現代化的“發動機”，國家創新能力是國際經濟競爭力的決定因素。
與此同時，還必須培育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微觀基礎，培育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企業家的國際競爭力，加強國際經濟競爭的理論研究。□
資料：不能承受的人口資源環境之重
人口資源環境壓力所帶來的嚴峻局面，正日益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去年夏天發生在全國大多數地區的“電荒”和煤電油運的全面緊張，至今仍像個陰影一樣在人們心頭揮之不去；年初國家環保總局通報并處罰３０家違法開工建設的電力項目，又讓人們在感受“環保風暴”的正面意義的同時，感受到電站建設的極大熱情背后仍在強勁涌動著的高能耗工業的擴張勢頭。
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毛如柏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時指出，盡管我們在環境與資源保護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資源環境形勢卻仍十分嚴峻。突出表現在５個方面：一是我國資源利用效率普遍偏低。從能源利用效率看，我國單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耗，分別是日本的１１．５倍，意大利的８．６倍，法國和德國的７．７倍，英國的５．３倍，美國的４．３倍，加拿大的３．３倍。從水利用效率看，我國農業灌溉用水利用系數只有０．４３，而許多國家已達到０．７～０．８；工業萬元產值用水量平均為２２２立方米是發達國家的５倍～１０倍工業用水的重復利用率平均為４０％左右，而發達國家平均為７５％～８５％。
二是我國單位產值的污染負荷普遍偏高。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為例，我國單位ＧＤＰ排放的二氧化硫，分別是美國的８倍，加拿大的５倍，澳大利亞的２．８倍，丹麥的１２．３倍，捷克的１．５倍，韓國的６．２倍，墨西哥的６倍，經合組織國家的９．３倍。我國單位ＧＤＰ排放的氮氧化物，分別是美國的６．１倍，加拿大的５．７倍，澳大利亞的３倍，法國的１１．９倍，德國的１６．６倍，經合組織國家的７．９倍。
三是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２００３年，我國二氧化硫排放量２１００多萬噸，位居世界第一，超過環境容量的３３％；化學耗氧量排放量１３００多萬噸，位居世界第一，超過七大流域環境容量的６６％。
四是我國生態建設和修復差距明顯。比如，我國森林覆蓋率僅為１８％左右，與世界平均水平２７％相比，低９個百分點。
五是我國環境監測還不盡完備。比如在水質監測指標方面，我國水質指標僅３５項，而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水質指標有１３２項之多。
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韓保江甚至用“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遠遠超出許多人的想象”這種很嚴重的口氣來提示記者注意。他說，目前，我國的廢水排放總量已達到４３９．５億噸，日排污水量１．３億噸左右，超過環境容量的８２％，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嚴重污染，五類劣質水占４０．９％，７５％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全國６００多座城市中有４００多座供水不足，其中１００多個城市嚴重缺水；還有３．６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衛生標準的水。近岸海域水質惡化，赤潮頻繁發生。大氣污染問題雖經多方治理，卻仍不容樂觀。全國大氣污染排放總量多年來一直居高不下，城市空氣污染普遍較重，大氣環境符合國家一級標準的城市不到１％，大氣環境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的城市也只有１／３，一些大城市的顆粒物和二氧化硫濃度已經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家標準的２倍～５倍，酸雨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的１／３。
水土流失情況嚴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已達到３．６億公頃，約占國土面積的３８％，并且仍在繼續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積仍在快速擴展。全國沙漠化土地面積達１．７億公頃，占國土面積的１８．２％，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達到４億。物種瀕危現象也十分嚴重，目前約有４６００種高等植物和４００種野生動物已經處于瀕危或臨界狀態。
有關專家進一步分析指出，過去約占世界人口１５％的少數國家，以當期世界資源消耗量的５０％～６０％為代價，實現了現代化，成為發達國家。我國人口已達１３億，超過目前世界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若以長期占用全球當期資源消耗量的絕大部分為前提，來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可以說資源環境的承受力已近極限。正如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所言：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嚴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中國人口的繼續膨脹，開始愈來愈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容量的嚴重制約。“環境問題已經不是能否造福子孫后代的問題，而已經是我們這代人是否能夠安然渡過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