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成為產權改革核心大型國企是改革重點

國企產權改革的推進大大優化了國有資產布局，這一過程中盡管國企數量在減少，但掌控的經濟實力卻在增強。 《瞭望新聞周刊》最近深入我國東北、中部、西部地區調研發現，“產權多元化”正在成為新一輪國企改革的主方向，大部分地區正在加快推進大型國企產權改革，并以此打破了前一階段國企改革的相對“沉寂”。 國企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經過20多年的探索實踐，特別是十六大及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關于國企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已基本明確，即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加快國有大型企業股份制改革；改善國有企業股本結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和產權多元化。 國企改革進入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新階段，不僅表明這一改革真正進入了“深水區”，更意味著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進入實質性新階段。 大型國企成為產權改革主角 國有中小企業產權改革基本完成，大型國企產權改革成為重點。 《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由于國有中小企業資產總量較小，容易操作，我國國企產權改革是從中小企業開始的，并迅速以“整體拍賣”、“經營者與職工持股”，甚至“零資產出讓”等方式在全國大范圍推廣。到現在，各地中小企業產權改革已基本到位。 在川、渝、陜等地調研時發現，這里絕大多數中小國企已完成改制，從1998年到2005年，四川省中小國企的戶數由1.4萬戶降至820戶，減少了94%。據寶雞市國資委副主任張積勤介紹，寶雞市以前有1000戶國企，如今絕大多數已經改制，改制面達97%，就連煙草、糧食等改革步伐較慢的國有小企業也于2005年基本完成改制。 與國有中小企業產權改革迅速推進相比，地方國有大型企業的改革步伐相對緩慢。采訪中相關人士認為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大型國企的國有凈資產“盤子”較大，少則幾億元，多則幾十億上百億元，因而其產權改革的門檻也相應較高；第二，大型國企一般資產質量較高、贏利能力尚強（有些甚至是壟斷性企業），由于地方政府“愛不釋手”，再加上改革牽涉人員多，影響大，從而造成實際上的大型國企產權改革延滯；第三，多年累積的巨額債務、過多冗員及企業辦社會等，成為大型國企產權改革的負擔。盡管此前許多企業實施了股份制改造，但實質仍是國有獨資企業；或是國有股控股比例極高。一些企業由于股本產權結構單一，資本金嚴重不足，經營水平和資產運營效率不高。 正是看到大型國企產權單一及“一股獨大”的種種弊端，自黨的十六大，特別是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各地開始重點圍繞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掀起新一輪國企改革高潮。在國有企業最為集中的東北三省，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相繼提出用兩年左右時間基本完成地方國有大企業股份制改造。山東、河北、陜西等省份也開始大規模推進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二次改制”。 《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了解到，目前各地在改革實踐中，大多以開放式的產權制度改革為主要方式，除極少數企業保持國有控股外，絕大部分企業不設股權比例限制，不要求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通過增資擴股、轉讓股權等方式，進行國企之間相互參股、引入社會民營資本或國外戰略投資者，改變國企“一股獨大”的產權結構。就記者了解到的情況看，目前，我國從東到西，引入戰略投資者已成風起云涌之勢。 隨著股份制改造步伐加快，產權多元化取得實質性進展，一批優勢企業迅速做大做強。截止到2005年底，山西有80%工業企業已改制為多元股權結構的公司制企業，初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框架；山東省與世界500強合作的國有企業達11戶。 從各地國資管理機構提供的情況看，大部分改制企業出現了好的發展勢頭，有的企業已經開始呈現出勃勃生機。寶雞石油鋼管廠是我國最早生產螺旋縫埋弧焊管的廠家，1999年虧損近億元。2000年，世界500強企業日本住友向其投資2300萬美元，改變了企業產權結構，原預計第三年才能盈利，結果當年就實現盈利，銷售收入突破10億元。 國有經濟“蛋糕”反而大了 《瞭望新聞周刊》調研時發現，通過產權改革，一些地區盡管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數量減少，但國有資本的布局更加優化，國有經濟控制力反而得到增強。一些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開始向優勢企業集中，進而推動了國有企業的戰略重組。 以我國國有企業相對集中的重慶為例。據重慶市國資委副主任劉有恒介紹，重慶市國資委成立以來，將21戶市屬國有重點企業整合為9個，并推動30多戶市級部門管理企業實現戰略整合。市國資委先后整合了原核工業部下放到重慶的中國重汽集團和建峰化工總廠。建峰化工總廠并入重慶化醫控股集團，改善了化醫控股集團的資產結構，有效盤活了建峰多年閑置的土地資源。重汽集團并入重慶機電控股集團，從體制上整合了兩大集團汽車零部件配套體系。在戰略整合的基礎上，重慶國企2005年又進行內部整合，消滅了企業集團下屬子公司、孫公司150多戶。 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說，重慶國企戰略整合不是簡單的翻版焊接和行政劃并，每次都涉及組織結構的調整，企業股權資產和債務的整合以及業務鏈和發展方向的整合。整合原則是資源向優秀企業集中，資本向優秀企業家集中。 從2000年到2005年，重慶市國企總資產和凈資產均翻了一番，去年實現利潤比上年同期增長1.24倍。四川省國企去年總資產比上年增長6.5%，實現利潤同比增長53.1%。兩省市國資委負責人認為，國企大規模戰略整合重組增強了國有經濟控制力，推動了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產權改革也為國有企業積極實施大集團、大企業戰略創造了先決條件。通過以各類資本相互參股方式，構建起國有大集團、大企業，使其成為鋼鐵、煤炭、機械、交通等主要行業的主體和各省區市支柱行業的龍頭。四川省促成了攀枝花鋼鐵公司和成都鋼鐵公司的合并，形成了西南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四川省煙草公司將綿陽、涼山等的小煙廠與成都卷煙廠重組，去年贏利4.05億元，比上年增長1.49億元；煤炭能源大省山西五大煤礦集團原煤產量達到全省總產量50%。國有資本的控制力同時得到加強，吉林省去年一年全面完成816戶國有工業企業改制任務，其中保留國有成分的117戶企業中，雖然國有股本僅占總股本的25.9%，但卻用39.8億元的國有股本引導和控制了442.26億元的資產。 以配套措施減少改革“后遺癥” 采訪中《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不少地方在改革實踐中已意識到，新一輪國企改革不能再走簡單化的“一改了之”或“一賣了之”的老路，國企改革必須由以往的“單兵突進”向綜合配套改革轉變，必須圍繞改革風險防范、社會保障體系完善、金融債務化解、國資監管體制構建等一系列問題，進行相關的配套改革，以減少改革“后遺癥”，使國企改革得以順利進行。 以國有大中型企業最為集中的東北三省為例。利用國家在東北地區實施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的有利時機，東北三省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圍繞建立養老、失業、醫療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等多條保障線，實施再就業工程。有效緩解了短時間內大面積改制帶來的巨大就業壓力。截至2005年末，黑龍江和吉林兩個省共有300多萬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由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并軌，變成了“社會人”后涌進社會。因此，兩個省都同步推進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千方百計擴大就業，使再就業率達到90%以上。 更為重要的是，新一輪的國企改革是在國有資本監管體系初步形成的情況下展開的，國有資產的轉讓與出售因之更加規范。隨著國家和地方各級國資委的成立，解決了多年存在的國有企業多頭管理、責任不落實、出資人代表缺位等問題，讓國有資產有了“保護神”。 四川省國資委副主任張明泉介紹，國資監管部門成立后，制定了關于規范改制的意見。從清產核資到公開交易，每個環節都嚴格把關，實現公開公正公平，克服了單一改制模式和暗箱操作。由于充分發揮監管作用，全省至今已避免13起重大經濟損失，挽回國有資產總額169億元。過去產權交易經常亂來，現在規定集中在成都市聯合產權交易所和四川省產權交易中心轉讓，去年進場交易234例，涉及資產金額13.6億元。 大規模產權改革的推進，使國有資本蛋糕逐步做大。據國務院國資委統計，2005年與2002年相比，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戶數減少1.19萬戶，年均減少3967戶，銷售收入反而增加3.8萬億元，年均增長21.6%；實現利潤增加3814億元，年均增長34.8%；上繳稅金增加2237億元，年均增長16%；資產總額增加2.99億元，年均增長10.1%。 改革仍需進一步深化 《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部分經濟界人士認為，盡管改革取得了“國有資產布局優化，國有經濟實力增強”的實績，但國企改革任務尚未完成，在客觀評估當前國企改革實效的基礎上，改革仍有相當的深化余地。 一是國有資產分布戰線過長、資產質量差等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尚需進一步整合。中共中央政研室經濟局白津夫指出，下一步國有資產面臨大規模的重組任務，尤其是在同一出資人條件下，其所構造出的競爭環境不是真正的市場競爭，因此必須加強國有資源的優化配置。 二是國有資本效率仍有待提高。在一些地區，盡管國有經濟總量增長很快，但國有企業的經營水平和資產運營效率仍不高。遼寧省134戶股份公司中，國有絕對控股公司與非國有及非國有控股企業相比，在總資產貢獻率、資產利稅率、凈資產收益率上，都低1～5個百分點；吉林省統計局測算，在吉林省，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總產值比重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呈現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總產值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將使人均GDP降低165元。 三是國資監管部門的職能定位需要進一步明確。一些專家指出，由于國資監管部門的職能定位仍不甚清晰，使監管和經營職能糾合在一起，并且兩種權力高度向上集合，極易出現繼續沿襲隸屬關系式的行政干預，成為“老板加婆婆”，那么就會把企業管死，甚至退回到改革原點。 “產權多元化”無法回避 深化國企產權改革雖然棘手，但無法回避。 早解決早主動，否則付出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將更大 進行了二十多年的國企改革，目前已進入深度攻堅階段。如何認識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下一步國企改革如何深化，對此各方觀點頗多分歧，因而有理論梳理與厘清的必要。 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要“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上述重要論述，成為如何認識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如何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的關鍵。必須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從產權制度上進行創新，把產權多元化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存在兩派觀點多種不同認識 對于下一步國企改革，目前存在種種認識。歸納一下，大概有12種代表性觀點，其又可進一步歸為兩類：一是觀點相對激進的“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主張積極推進國企產權市場化改革；一種是相對保守的“馬兒哎你慢些走”，認為在現有國情下，國企產權改革不可操之過急。 主張加快產權改革的觀點又分新老“三論”： “老三論”包括“冰棍論”、“蘋果論”和“靚女先嫁論”。 “冰棍論”是說，冰棍拿在手里化了，沒有責任，但你要把它賣了，就要被追究責任，這里的冰棍，顯然是指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蘋果論”講的是一個人有筐蘋果，他總是專揀壞的吃，舍不得吃好的，結果好蘋果也放壞了，最后一個好蘋果也沒吃到。這里的蘋果同樣是國企資產，講的是國企改制中效益好的企業該不該賣的問題；“靚女先嫁論”與“蘋果論”講的是一個意思，即好的企業要先改制，國有資產才能獲得較大收益。 近年來，對于國有經濟進退，有關產權改革又形成“新三論”，即“國退民進論”、“中央進地方退論”和“國有經濟從競爭領域全部退出論”。 “國退民進論”認為目前國有經濟占國民經濟比重過大，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國有經濟退出，民營經濟進入，也就是國有經濟民營化；“中央進地方退論”承認國有經濟應有退有進，但進的主要應該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企業即中央企業，地方國有企業一般相對較小，應全部退出；“國有經濟從競爭領域全部退出論”認為在市場競爭中國有經濟的效率是最低的，凡市場機制能充分發揮作用的地方，國有經濟就應該完全退出。 與之相應，主張“國企產權改革不可操之過急”的觀點，亦可分為新老“三論”。 “老三論”是：“物質基礎論”、“姓資姓社論”和“祖業論”。 “物質基礎論”認為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最重要的物質基礎，舍棄國有經濟，即意味著動搖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姓資姓社論”認為賣掉國有企業，就是搞資本主義，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祖業論”認為國有企業是先輩們流血流汗的奮斗成果，是先輩們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祖業，賣國有企業就是“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敗家子。 “新三論”則是“社會穩定論”、“國有資產流失論”和“成本制約論”。 “社會穩定論”認為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維護社會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但國企改革往往容易產生不穩定因素，因而觸及深層次矛盾的企業產權改革決不能操之過急；“國有資產流失論”認為國有資產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產，國企改革特別是涉及產權制度的深層次改革，常常容易伴隨國有資產或多或少的流失，所以國企進一步深化改革要謹慎；“成本制約論”認為改革需要成本，現存龐大的國有企業的改革需要有巨大的成本支出。成本該由誰支付？由弱勢的下崗職工承擔，無疑會增加不穩定因素；由困難的關破企業承擔，無疑會雪上加霜；全由國家承擔，則國家財力有限。所以，時間是醫治一切疾病的良藥、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良方，解決國企問題的現實辦法就是“等、熬、耗”。隨著時間的推移，國企原有人員會自然退休或死亡，問題亦隨之消失。 上述各種觀點應該說都有一定道理，但也各有片面之處。而實踐中是否有利于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無疑是檢驗改革的惟一標準。因而如何既不盲目冒進，將國有資產簡單地“一賣了之”；又不因噎廢食，因懼怕改革風險而裹足不前，成為當前國企產權改革的關鍵。而這之中，如何堅持改革開放，把思想認識真正統一到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無疑十分重要。 “產權多元化”改革的理論探討 黨中央關于深化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的精神，不僅是現實需要，更有其深刻的理論依據，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規律的客觀要求。 縱觀世界各市場經濟國家，盡管形態各異，做法各有特點，但總體上是相同的，有其一般的共性，這就是，市場經濟內在地存在兩大基本原則：一是利益原則，即經濟理性、利益驅動、效率優先原則；一是公平原則，即等價交換、公平競爭、優勝劣汰原則。 一方面，從純粹國企職能看，難以要求所有國企完全遵循利潤最大化原則，事實上，各國設立或保留國有企業，往往有自己的國家戰略考慮，而非完全以利潤為目標（如果只考慮利潤的話，民營經濟效益往往更高）。各國實踐中，國企的價值取向往往是多目標的，而非單一利潤目標。 另一方面，純粹國有企業也很難實現利益最大化。由于國企在市場運作過程中存在利益主體和實施主體責權利不統一問題，因而其市場行為也很難達到利益最大化。 第三，在市場競爭中，國企也很難與其他主體一樣取得平等地位，進行公平競爭。事實上，目前我國純粹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多數處于兩極狀態：一方面，絕大多數處于一般競爭性領域的國企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明顯弱勢地位；另一方面，極少數國企則依靠壟斷經營在競爭中卻處于明顯優勢地位。這些國企利用行政壟斷地位獲取壟斷暴利，破壞了市場經濟公平競爭規則。所以，國有企業無論處于以上兩極中的哪一極，都有悖于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基本原則。 可見，從理論上看，純粹國有企業既不應單純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很難實現利益最大化原則，同時又難以實現公平競爭。 國有企業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出生長大的，其要適應新的市場經濟發展，必須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從產權制度上進行創新，把產權多元化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路徑與總體思路 國有企業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特別是國資委成立三年多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目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仍處于攻堅階段。 之所以說到了攻堅階段，是因為容易改的都已經改完，現在面對的主要是“老大難”問題，這包括三點：一是中小國有企業改革已基本完成，目前改革對象主要是大型國有企業；二是淺層次改革已基本完成，目前改革內容主要是深層次的產權制度改革；三是國企改革已難孤軍深入，目前改革到了需全面配套、整體推進的階段。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調整的路徑，總體上大概可以描述為“三步走”戰略： 一是企業市場化。即通過政企分開和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把企業與政府的預算軟約束變成硬約束，打破兩個大鍋飯，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市場主體，企業目標定位于利潤這個單一的商業目標。 二是企業民營化。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數量太多、比重太大，所以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任務是通過非國有化實現產權多元化。對于中小企業多采取了民營化的方式，對于大型企業則主要應采取股份化的方式。 三是企業集團化。即通過收購、兼并、聯合方式進行重組，改變規模偏小、重復建設、資源分散不合理狀態，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 鑒于我國國有企業總量過于龐大、結構不盡合理、效率多數偏低的狀況，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總體思路應該是：減少數量，調整結構，增強活力。即總體上國有企業的數量要減少，戰線要收縮，力量要集中；與此同時，對留存的國有資產結構布局進行戰略性改組，加強結構調整力度，整合資源優勢，增強企業活力，打造核心競爭力，提高運行質量和效益。 早解決早主動 在實施操作上，要分類指導，有退有進，有舍有保。具體分三類： 一是在一般競爭領域，不良國有資產要盡快退出。 對于效益低下的不良國有資產，特別是一般競爭性領域中的不良資產，必須果斷地盡快退出。就像處理爛蘋果一樣，態度要堅決，動作要快，該便宜出手的就不要怕吃虧，該付出退出成本的就不要怕掏錢，否則，等蘋果差不多爛完了再處理就會吃虧更大，掏錢更多。要退出，就必須有退出的渠道，關鍵是“人往哪里去，錢從何處來”，即對廣大退出的職工如何妥善安排，改革成本如何充分籌措，需要國家、企業、職工及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二是優良國有資產要適應市場機制，搶占先機加快發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資產同樣也要講求效益，特別是一般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產更要以追求利潤為主要目標。優良國有資產已經有了好的經營基礎，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當務之急是進一步搶占先機，加快發展，順勢推進。為此，國家要為這些企業發展提供服務，創造條件，幫助掃清前進中的障礙，首要的是落實分流分離政策，幫助企業分流富余人員，剝離辦社會職能，甩掉歷史包袱輕裝前進，創造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同時，要通過購并重組，優化資源配置，擴大經濟規模，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航母。此類企業的勞動人事制度與收入分配制度總體要采取市場化的辦法。 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國有資產應該從一般競爭性領域完全退出，也許這可能會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終極目標，但至少在存量國有資產異常龐大的現階段不太可能，而且，優良資產能為所有者創造源源不斷的利潤，就像到了摘桃的季節，摘桃受益者理應是栽樹人。其實，只要國有企業能通過改制與其他經濟類型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就可以為市場經濟所接受。 三是特殊行業資產要國家經營，有的可探索“國有事業制”模式。 特殊行業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壟斷行業，憑借其對某種資源、產品或市場的壟斷，獲取壟斷效益；另一種是關系國計民生或國家安全的行業，肩負著重要社會職能，往往背著沉重的社會負擔，經濟效益低下。兩種情況無論是哪一種，都直接或間接地關系到公眾利益。而且，這些企業的利益主要取決國家政策如國家定價、國家采購等，與市場運作基本沒有太大的關系。所以，這些企業無論是虧損還是盈利，都應該由國家統一承擔。鑒此，對這類特殊行業的國有企業，亦可探索采取國家經營、事業管理的模式，其勞動人事制度與收入分配制度參照國家公務員有關辦法。這種模式，與其說是企業模式，不如用“國有事業制”概括更貼切。因為這種企業在本質上不可能是市場經濟中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市場經濟有兩大基本規則，一是市場主體利益獨立、自負盈虧，二是市場競爭公正公平、優勝劣汰，這些企業很難滿足這兩個條件。值得指出的是，這種特行資產必須嚴格地限定在極小的范圍內。 國有企業是世界性的問題，中國國有企業更有中國國情。諸多問題大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現實，涉及社會政治經濟各個方面。這些問題雖然棘手，但又無法回避，而且，早解決早主動，晚解決付出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會更大。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必須深刻領會、準確把握和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扎實工作，規范操作，有序推進。一是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二是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三是積極探索國有資產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只要真正做到以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國有企業改革的各種難題就可能迎刃而解。□（作者為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 　配文1： 改革慎防“世紀末心態”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振宏 萬棟 杜學靜 孫英威 《瞭望新聞周刊》在東北地區采訪時發現，一些學者、政府主持國企改革的工作人員和企業經營者認為，東北正在推進的新一輪國企大規模改制，目前仍處于效果觀察期。他們提醒當前尤其要防止“世紀末心態”，期望國企改革“畢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其結果有可能欲速則不達。 調查中，東北大多數的專家學者和經濟界人士都認為，東北的新一輪國企改革已經取得重大突破，其改革方向值得肯定，同時國企改制過程中，也要應注意一些傾向性的問題。吉林省一位干部表示，不能簡單地把國企視為地方經濟發展的“包袱”，認為“一賣了之”后企業就能在市場中自己生長起來的想法，是當前國企改制認識上的一個誤區。 在各地國企改制的推進中，也曾出現“急就章”的作法。去年下半年，東北一個省將包括8家大型國有企業集團在內的100多億元國有資產交由民營企業托管，并與其進行整體打包“零價收購”洽談。由于該集團不想支付涉及10萬職工的改制成本，在當地引起強烈反響。當政府提出有償收購，并先行支付“保證金”后，這家民營企業“拒絕”拿錢。最終，政府終止了合作重組意向。 當地一位經濟界人士認為，將不同類型企業“打包出售”的最大問題是算不出企業凈資產，也無法發揮有效資產的價值。一旦受讓方收購后，將不良資產剔除，擱置一邊，就會引發社會問題。 在國企改制中需要注意的另一個傾向性問題是防止權力介入改制，以使改革走樣扭曲。黑龍江省一位專家說，在行政權力仍處于主導的情況下，再完善規范的制度，也不如領導的一句話“好使”。據了解，東北一家紡織企業要在產權交易市場掛牌出讓，并有多家企業有競買的意向，但地方政府卻要協議轉讓給本地的民營企業，省級部門頂不住，只好將這個企業的管理權下放給市級政府。現在，一些優質企業或有開發價值的企業土地資產提出產權轉讓后，總會有各種人通過各種關系試圖以低價或零價收購。長春稅務學院副院長宋冬林說，從現行改制的實踐上看，部分改制后的企業由于流動資產和設備被變賣，甚至廠房廠地被用于房地產開發，使得生產能力遭到了破壞。國有資本雖然實現了退出，國有職工得到了暫時安置，但原有生產力卻沒有得到有效利用。 東北的改革實踐證明，企業只要進入產權市場，實行競買競價的“陽光交易”，國有資產的增值率都較高。但在改制過程中仍有部分國企的產權交易以協議形式出讓，在產權交易市場僅僅走了一個備案的過場。東北一家省級產權交易市場，去年全年國有資產股權轉讓公告僅132項，成交95項，涉及資產10億元。而這個省當年的國有企業改制完成戶數超過2000戶。 改制后企業的生存狀況也是人們關注的一個中心話題。從東北三省國資管理機構提供的情況看，大部分改制企業出現了好的發展勢頭，有的企業已重新煥發勃勃生機。但記者在東北調研了解到，部分已改制的企業卻出現發展后勁不足現象。原因主要是改制后企業的設備更新改造資金不足，特別是一些偏遠城市的老企業，雖然實施了改制，但無區位優勢，后續資金注入無來源。 隨著改制企業產權的多元化，企業大都建立起比較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但法人治理結構是否可以真正起作用，仍要在實踐中進行考察。一家民營企業注資黑龍江一家國有控股企業，成為第一大股東。盡管建立了相應的法人治理結構，但大股東說了算，要抽資金就抽資金，無法制約，結果企業仍處困境。□ 配文2： 不規范改制案例反思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金濤 儲國強 田剛 上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地方采取了經營者持大股的國企改制方式。記者最近在四川省樂山市調查發現，由于改制不轉機制，國企職工身份沒有了斷，一些企業改制最終失敗。 岷江化工改制為何失敗 1996年10月，岷江化工廠503萬元國有凈資產和268萬元除住房以外的非經營性國有資產，由企業內部職工一次性以411.85萬元買斷，買斷費主要用于政府安置離退休人員和幫助其他企業技改。企業改制后更名為四川岷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經營者持大股的方式：原廠長王開華持股50萬元，成為第一任董事長；一般董事持股5萬元；普通員工持股1萬元以下。 岷江化工改制前效益較好，改制后每況愈下。據公司監事高勇介紹，岷化雖然有董事會和監事會，但王開華身兼董事長、黨委書記和總經理三職，不按程序辦事，一個人說了算，企業機制沒有轉變。公司現任董事長周建軍說，王開華一意孤行，盲目上了兩個虧損項目，營銷方式落后，1997年國家完全放開化肥市場，他卻還按照計劃經濟老一套辦法經營企業，委托農資公司儲存并銷售化肥，結果被拖垮了。企業改制時在銀行有400萬元存款，到2001年4月，不僅存款沒有了，反而欠了500多萬元電費和100多萬元天然氣費，流動資金嚴重緊缺，被迫停產，職工工資開始拖欠，公司不得不將所屬化肥廠和化機廠對外租賃經營。 2001年8月，王開華涉嫌經濟犯罪受到審查。在“非常情況”下，岷化成立了一個由董事會、監事會、留守領導小組和職工代表參加的聯席會，作為公司“臨時權力機構”。此后，留守領導小組修改化機廠租賃合同，變賣公司資產，引發內部矛盾。2003年王開華重新回到公司，帶領董事會與留守領導小組開始了權力之爭，使公司出現了“兩枚公章、兩種聲音”，雙方不斷鼓動群眾上訪和鬧事，被樂山市政府確定為有重大不穩定隱患的企業。經過激烈交鋒，留守領導小組落敗，公司選出了新的董事會和監事會。 目前岷化依然在租賃經營，其好處在于可以向債主賴賬。周建軍說，盡管現在化肥旺銷，但公司只能實行租賃經營，靠租賃費養活離退休人員。如果自己搞生產經營，賺來的錢連外債利息都還不起。 轉制不規范引發內亂 1993年至1997年，除岷江化工以外，樂山市還有12戶國有小型企業改制為經營者控股企業。12戶企業在改制初期都處于一般或較差狀態，后來有3戶企業因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經營效果較好。如無線電廠改制后，先后引進摩托羅拉公司、安森美公司組建菲尼克斯公司，累計投資5.3億美元，成為亞洲最大的分立半導體生產企業。然而，其它9戶企業卻步履維艱，其中3戶解體、2戶停產、1戶半停產、2戶勉強維持生產、1戶被兼并。 這些企業經營困難，主要原因是機制沒有真正轉換。樂山市國資委辦公室主任張永紅認為，國有資本向內部人轉讓的改制方式導致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董事會、監事會形同虛設。 樂山市經濟委員會主任蔡昌慶說，經營者持大股后，經營者和員工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一些經營者獨斷專行，身為小股東的員工們則認為自己也是主人，經營者應該講民主，于是沖突產生了。加上企業改制后趕上市場疲軟，激化了雙方的矛盾。他分析說，多數經營者持大股企業管理不規范，甚至兩年不開一次股東會，有些經營者通過不正常手段把自己的腰包裝滿了，坑了企業。經營者持大股，員工們就會想，他哪里來這么多錢買股份？他的股份是不是員工們的血汗錢？于是雙方在心理上形成了一個鴻溝，一旦企業效益下滑，員工們就要求政府“保護國有資產，揪出蛀蟲”。 高勇認為，岷江化工之所以改制不轉機制，一是因為經營者沒有轉變觀念，二是因為職工們從國企職工身份變為民企員工身份，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心里有怨氣，不愿轉變觀念。 國有產權公開轉讓優于內部轉讓 張永紅說，樂山市國企開始改制時，國有產權就像菜市場的蘿卜，很容易被賤賣。有關領導吃了回扣，就賤賣給經營者、內部人，難怪職工們有意見。加上經營者持大股的產權轉讓方式透明度低，企業資產財務及轉讓定價很難真實公允，一旦企業經營困難，就引發不穩定事件。 從1997年開始，樂山逐漸放棄國有產權向內部人轉讓的方式，開始公開轉讓。自2000年開始，樂山市以產權交易中心為國有產權交易平臺，基本建立了較完善的國有產權市場化公開轉讓規則及監督機制。 據樂山產權交易中心董事長曾毅介紹，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樂山市國有產權在產權交易中心交易標的參考價為2.8億元，實際成交價為3.5億元，為國家多收入7000多萬元。金頂公司國有產權轉讓時，交易中心從全國范圍內的25戶大型企業中選擇戰略投資者，每股凈資產為1.16元，經過公開競價，浙江華倫集團以每股2.06元成交，國有資產增值率達77%。四川大電公司國有產權公開拍賣轉讓，轉讓底價按每股凈資產1.05元起拍，最終以每股2.7元成交，增值幅度高達157%。 采訪札記：產權改革之爭的啟示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金濤 儲國強

　　我國國企改革大致經歷了擴權讓利、承包經營、制度創新與機制轉換、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等階段。 近兩年，關于國企產權改革的爭論日漸激烈，其中包括郎咸平與顧雛軍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上交鋒，“反思經濟學家”與“主流經濟學家”之間的論辯。 記者深入采訪后發現，有關國企改革的“兩派之爭”，正給我們三點啟示。 啟示之一：國企改革不能損害職工利益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國企紛紛改制為民營企業，一些地方徹底把國企賣光。改制中很多企業獲得了新生，但也有些國企改制后產生了兩極分化：普通職工國有身份沒有了斷，沒有得到補償金或補償金極少；原廠領導卻搖身一變，成為千百萬資產的所有者。對這種現象，有人認為不公正，職工利益受到侵害；有人卻認為，國企改革就要犧牲一代人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損害職工利益，必然招致民怨。采訪中經常有人向記者訴苦：一些改制害苦了工人，不少企業讓工人買斷工齡走人，只按一年工齡三四百元發放補償金，不少工人干了20年，還拿不到1萬元。已經改制的國企中，利益受損最大的就是“4050”人員。計劃經濟時期，國企利潤上繳國家，職工們拿低工資，沒有多少積累；市場經濟時期，他們又在國企改革中“出局”，這種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經濟落差和心理落差，導致一系列不穩定事件。這些不穩定事件多次發出警示：國企改革必須以人為本。 不損害職工利益，就要堵住國企改革中的“合法”漏洞，許多國企廠長恰恰利用“合法”漏洞損害了職工利益。1993年，身為國企的嘉陵化工廠成立了集體企業嘉華經營部，后來改為股份制企業嘉華公司，嘉華公司為避稅又成立青城公司。嘉化廠長李守昌最初任嘉華董事長，后來把其妻蘇鈺從外單位調過來接任，并控股嘉華。1997年嘉化改制后，嘉華、青城兩公司以債轉股形式成為嘉化的股東，股權分別為44.2%和6.1%，李守昌夫妻、嘉華和青城的股權相加之和為67.2%，實際上兩人已經對嘉化控股。李守昌解釋說，調蘇鈺接任嘉華董事長，并沒有觸犯法規。然而，許多職工無論如何也不明白，好好的一家國企，怎么幾年間就被一個家族控股了？ 啟示之二：必須堅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針對改制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存在兩種典型觀點：一種認為，國有企業資產評估不真實，不少評估機構故意做小國有資產，把凈資產評估為零或負值，然后賤賣或白送出去。另一種認為，應該動態而不是靜態地看待國資流失，在當時市場不景氣、國企舉步維艱的情況下，國企不改制才是最大的國資流失。兩種觀點誰對誰錯姑且不論，有一點認識卻是共同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尚待進一步解決。 防止國資流失，必須嚴格制定國資監管制度，使產權交易公開透明。陜西寶雞市國資委副主任張積勤說，國企改制應嚴格按照程序操作，執法部門必須對資產評估機構進行資質和信用審查，把違規的評估機構淘汰出局；國資監管機構必須嚴把資產評估關和清產核資關；所有改革、改制方案必須經過職工代表大會同意，職工代表須由職工選舉產生，充分代表職工意愿；國資監管部門審批改制方案時，必須反復征求職工意見。 防止國資流失，必須慎重選擇國企合作伙伴。重慶市國資委副主任劉有恒說，有的合作伙伴不安心做產業，而是亂搞資本運作，最后導致國資大量流失。德隆系的湘火炬曾經控股重慶重型汽車集團，德隆倒臺后，市國資委花了很大的代價才把重汽集團挽救回來。四川省國資委副主任張明泉也認為，國企讓其他投資者控股，決策時務必慎重。他說，上海市一家民企曾經希望控股四川醫藥集團，但國資委沒有答應。一是因為這家民企實力不強，不懂醫藥；二是因為四川省中藥業前景廣闊，四川醫藥若被其他投資者控股，就可能失去原有市場。 啟示之三：產權多元化是國企改革方向，不能因噎廢食 “國企產權改革爭論”中，一些人全盤否定國企改革成果和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政策，希望回到“大鍋飯”時代；但更多的人認為，沒有前一階段的改革，就沒有現在國企效益大幅度增加的局面。 如何評價20多年的國企改革？中央政研室經濟局專家白津夫認為應持積極態度，盡管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但只有不斷推進國企改革，才能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國企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路徑可以選擇。”他認為，從2002年到2005年，國有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有企業戶數減少1.9萬戶，利潤、稅收和國資規模卻大幅度增加；國資管理體制改革也有新突破，建立國資監管機構的意義非同尋常。 中國第十八冶金建設公司曾是一家嚴重虧損的企業，去年企業出現良好轉機。總經理姚晉川說，國企不改不行，沒有前一段的改革，就沒有國企現在的好形勢，就沒有十八冶的今天。 不少人認為，前一階段國企改制確實存在操作不規范和國資流失現象，但國企改革重在監管和規范，不能因噎廢食。 四川樂山市經委主任蔡昌慶在國企當了23年的法人代表，他認為國企改革利大于弊。他說：“國企改革產生的下崗失業職工，很大程度上是就業結構性矛盾問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如果國企不減員增效，整個企業就要垮掉。”□ 配文： 一位國企老總的經驗之談： 法人治理也要防范道德風險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金濤 儲國強 企業改制，并不意味著就此“一了百了”，產權明晰后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并不能完全堵住企業經營種種風險。陜西省西部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安保和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再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也要防范道德風險。 法人治理結構再完善也難防道德風險 西部證券是股份有限公司，有19家國有股東，陜西省電力建設投資公司和陜西電力公司是大股東，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執行層各負其責，把總經理的權力限制在一定范圍內，總經理無權對外擔保，沒有重大事項決策權，各方相互制衡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但即使如此，企業道德風險依然存在。 西部證券購置房產和電子設備需要招標，招標金額約1億元。面對這塊“大蛋糕”，不少公司使出行賄、送禮等一些不正當競爭手段。為防止“暗箱操作”，西部證券成立了招標委員會，制定了嚴格的招標制度和程序，安保和出任招標委員會領導小組組長。于是，投標公司人員不斷地找安保和，甚至到他家行賄，都被安保和拒絕。他說：“盡管招標制度很嚴，但我作為業主代表，只要一插手，招標制度就會遭到破壞。很多公司之所以垮掉，就是因為領導有意破壞制度。西部證券招標委員會里有外部專家、內部專家，都是電腦隨機抽取的，董事會辦公室主任、稽核部領導也參加，他們都不歸我管。但如果我想循私舞弊，還是能做得到。由于信息不對稱，如果我和投標公司串通好，他們很難控制。” 據安保和介紹，公司曾花幾十萬元給員工做工作裝，服裝公司紛紛公關。有一位公關人員曾經提著東西找到安保和家，被安保和婉拒。招標結束后，盡管這家公司沒有中標，但公關人員給安保和送了一件T恤衫，說：“我服了，你真的不插手招標事務。” 總經理人品決定執行層人品 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總經理負責日常經營管理。安保和說，人的素質是企業中最要命的東西。比如，西部證券公司投資部經理和一線業務經理的權力很大，他們可以直接買賣股票，公司自營決策委員會只能決策倉位的設置和7000萬元以上的投資。因此，總經理的人品決定執行層的品質，總經理人品好，他就能選出人品好的下級，從而規避道德風險。 安保和曾經從華夏基金公司招來一位“人才”，任公司投資部經理。這位經理有一次對安保和說：“安總信任我，讓我當部門經理，我要讓你在股市上的資產一年內翻一番。”當時股市低迷，安保和就問他怎么實現翻番。這位經理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一輛拉煤的車載重8噸，我再往這輛車上裝兩個麻袋，你的股票就相當于那兩個麻袋。”安保和明白這就是“老鼠倉”，把個人股票和證券公司經營的股票套在一起，低進高出，股票下跌時，就讓證券公司為個人股票“托底”，保證個人股票贏利，公司卻為此付出代價。安保和發現此人不地道，就把他辭退了。據安保和介紹，在股市上，不少基金公司和證券公司的業務經理都利用“老鼠倉”肥了自己，毀了公司，這種事防不勝防。許多券商之所以垮臺，深層次原因就是有些董事長和總經理直接操作“老鼠倉”，牟取個人利益。 安保和說，國企董事長、總經理必須勇于把能公開的盡量公開。西部證券從高層領導到部門經理，每個人的費用都公開，包括每個人的汽車油費、接待費。目前許多公司對于領導花多少錢很難控制，因為領導是不是亂花錢很難定性，讓他花多了不對，花少了也不對。但只要一公開，大家的行為就自覺了，因為公開是最好的防腐劑。 董事長和總經理應互相尊重 董事長和總經理的關系，法律界定很清楚，董事會是個會議，董事長主持董事會，總經理則是一個人，負責日常經營管理工作。但實際操作中，有些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很難相處。我國許多國企的法定代表人是董事長，總經理要做的許多事，須經董事長簽字。有的總經理就會想，每一件事都要請示董事長，就沒辦法現場指揮，于是干脆撇開董事長；有的董事長則直接干預日常經營，讓部門經理直接給他匯報，總經理就感到很失落。在這種情況下，董事長和總經理哪個更強悍，就以哪個為中心，企業就容易出亂子。安保和說：“兩人應該互相尊重，總經理盡量把公司信息盡快告訴董事長，董事長也要盡量尊重總經理的經營權。” 股份制企業往往設有稽核監控部，由董事會領導，但許多企業的稽核部形同虛設。安保和說：“西部證券的稽核部查出問題時，董事會秘書就把稽核結果交給我，然后我提出解決措施，再交給董事長。有一次，公司自營投資虧了4000萬元，稽核部認為這是個問題，要求我解釋，我認為是正常失誤，就批了“已閱”兩字。董事長看后馬上批示：請安總拿出具體意見。后來我就寫了很長的意見，包括我本人應該承擔什么責任，投資部應該承擔什么責任，以及如何完善制度等。” 安保和認為，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后，國企總經理該匯報的就匯報，董事長該放權的就放權。一旦一方越權，就破壞了法人治理結構。 產權改革面臨五大挑戰 改革中的老問題和新矛盾，只有在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改革中才能得到徹底解決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國企產權改革取得實效的同時，《瞭望新聞周刊》在調研中也發現，進入“深水區”的國企改革同樣面臨諸多矛盾和問題，其中既包括舊有體制性的深層矛盾和問題；也包括逐步深化的改革本身不斷引發的新問題和新矛盾。 綜合采訪中各相關部門、研究者和企業界人士的觀點，可知新一輪國企改革要進一步深化，需應對五大挑戰。 挑戰一：產權改革所需成本難以籌措 各地在實施新一輪國企改革進程中，面臨最直接的難題是如何支付改革成本。 產權不清、經營不利，加上企業辦社會等諸多政策性因素，使得不少國企存在巨額債務、眾多冗員和辦社會負擔等“三大歷史包袱”。要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就要由企業及企業的所有者（各級政府）先期投入一定成本，用于人員安置、清償債務和分離辦社會職能，以解決上述“三大歷史包袱”。以吉林省去年完成的2767戶企業改制為例，其共支付改革成本217.8億元，但至今仍有38億元的資金缺口和183億元的金融機構不良債務難以化解。 由于各地目前需改革的企業大多為困難企業，自身難以籌措必要的資金，而東北、中西部地區“ 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也沒有足夠財力支持國企改革，因而產權多元化改革所需的高額成本難以落實，致使改革步履蹣跚，并從我國東部到西部，呈逐步滯后趨勢。 《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中發現，我國部分老工業基地如太原、大同、保定等城市，由于企業多、負債高、冗員多，而且本級財政資金無力給予足夠支持，已經成為當前國企改革最困難地區。重慶鐵馬集團黨委書記劉德瑞說，雖然退休人員退休金由社保部門統一發放，但企業還要為他們發放非統籌金。他說，鐵馬集團是老軍工企業，按社會統籌養老保險辦法計算，企業退休人員退休金偏低，所以企業就自籌資金為他們增加每月30元的軍齡補貼和能源補貼。因退休職工比在職職工還多，企業每年支付的非統籌金就達上千萬元。盡管鐵馬集團從1萬人減到5000人，現在在崗的有近4000人，但仍有不少富余人員。劉德瑞說：“我們的理想人數應該在3600人左右。關鍵是人力結構不理想，企業用得著的技術人員不夠，用不著的人卻很多。” 挑戰二：部分既得利益群體可能阻礙改革深化 在我國，國有企業成為融合了地方政府、主管部門、企業經理和企業職工利益的集合體。有一種說法是政府審批制增加了審批者的權力；廠長（經理）負責制變成個人說了算；企業通過辦社會等方式或明或暗的補貼，讓職工得到額外的實惠，等等。 而進行中的產權多元化改革，必然觸及這一利益格局，從而可能引發來自各個方面的阻力。 在東北國企改革推進的初始階段，遇到的最大阻力來自企業經營層。當企業改制后，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可能面臨“下崗”，因此他們對企業改制并不積極，甚至一度成為國企改制過程中的難點。 隨著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機構——中央及各地國資委的組建，防止出資人利益傷及國家利益的現象也成為一個新課題。有專家指出，由于國資部門只是所有者的代表，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就會滿足于把好的企業控制在自己手里，使股份制改革趨于保守；另一方面又會把有利于公眾利益，卻又需要一定補貼的單位推出去，出現“卸責”現象，從而造成“出資人利益”部門化。 采訪中《瞭望新聞周刊》發現，由于國企產權改革的推進會重新調整各相關利益群體的既得利益，由此造成新的矛盾凸顯，并已成為現階段我國國企改革所處環境的重要特點。 挑戰三：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造成新矛盾 近年來，在行業與行業、企業與企業以及企業內部之間，收入分配的差距逐步擴大，并由此引發幾個群體的心理嚴重失衡，成為國企改革的新矛盾。 采訪中不少國企工人反映，只要企業效益好，企業老總收入再高，工人們也能理解。但國企不少高層副職、中層干部和一般管理人員人浮于事，其收入卻相對較高，這是不合理的。 長慶油田是中石油公司效益增長較快的子公司，一位在機關工作的工人告訴記者，科長每年的獎金要比他多拿幾萬元，而他上班練的是坐功，真正賣力氣的是工人。 重慶嘉陵集團幾位工人說，企業實行的是隱性工資，但收入差距肯定很大：工人一般抽5元一盒的煙，管理人員抽的煙都是10多元的。一位技術工人說：“分配不公平，工人心氣不順，我們小組本來有20個人，現在只剩下3個，其他人都跳槽了。” 一位鐵路機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從工資表上看，鐵路上的職工收入差距不大，但大家都知道，一個下面經營著二十多家公司的段級單位，其領導的灰色收入至少幾萬元。比如，不少公司每年甚至每月都要給領導送紅包，這筆收入就很可觀。 面對體制轉軌、社會轉型期間一些中高收入階層的崛起，很多國企工人有很強的失落感。記者在長時間跟蹤報道中發現，國企工人中的下崗失業人員多經濟拮據；留在企業的工人也深感生存危機，整體對目前兩極分化和社會分配不公相當不滿。重慶輪船公司職工曹江麟對記者說：“我們在乎的不只是收入的高與低，而是社會分配不公。現在工人的地位在下降，除了營業廳的服務員對工人有一點笑容，稍微有個一官半職的，都對工人態度不好。別人有優越感，工人有失落感。” 長春稅務學院副院長宋冬林認為，如果不能處理好企業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讓那些為改革做出犧牲的社會成員合理地分享到改革成果，不但會使改革的成果受到極大影響，可能導致改革停滯，甚至重走回頭路。 為此有關專家建議，應更注重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問題，抓緊制定“國有企業領導人廉潔從業若干規定”等政策措施。 挑戰四：不規范改革導致的“后遺癥”仍在發酵 改革過程中，由于大多采取低補償政策，使得國企下崗職工在企業改制后進入社會底層，社會出現新的貧困群體。盡管其中不少人在“國有身份”轉換后，經過地方政府的努力大多實現了再就業，但很多仍處于不穩定和維持生計狀態，并成為城市低保人群中數量最多的群體。 多次深入下崗失業人群采訪后，《瞭望新聞周刊》發現，除就業能力差，收入水平低，生活困頓外，其已在某種程度上出現社會結構出現分化。在東北關閉破產的礦區，離婚率普遍比較高，并且這些地區的下一代子女受教育程度較低，正成長為新的待業群體。北票市冠山礦區管理區區長劉顯梅介紹，這里每年新增勞動力都在200人左右，他們大多處于無業狀態。目前這一地區30歲以下的未就業人員有720人，他們僅依靠父母微薄的收入，貧困似乎正在繼續向下一代傳遞。 由于國企改革逐步深入，許多地方改革不規范、政策不統一，留下了“后遺癥”。記者采訪時了解到，一些國企退休職工群體游離于醫療保障制度之外，正成為新的不穩定群體；一些改制企業職工身份沒有置換，或者職工下崗沒有領到“補償金”等等。 挑戰五：如何調和產權改革與經濟安全二者關系 隨著國企產權改革的深化，2005年下半年以來，外資企業并購國內企業頻率加快，以產權多元化為改革方向的國有企業對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熱情高漲。 據山東省國資委介紹，與世界500強企業合資合作已逐漸成為省管企業利用外資的主流和方向。目前，山東44戶省管企業已有兗礦集團、中國重汽集團、山東工程機械集團、浪潮集團等十多家企業與世界500強企業開展全面戰略合作；在河北，華北制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與帝斯曼公司的戰略合作正緊鑼密鼓地實施；中國樂凱膠片集團公司與柯達公司的戰略合作已全面展開。 記者調查中發現，國外戰略投資者首先瞄準的是我國行業龍頭老大特別是擁有上市公司的大企業，其次是資源類和制造業類。這種跨國并購有積極的一面，但如果缺乏必要的規范，也可能對我國經濟安全帶來潛在威脅。有經濟界人士指出，跨國公司控股并購的最大負面效應，就在于它可能導致壟斷進而獲取壟斷利潤，由此造成巨額利潤向海外轉移，以及技術“空心化”。 一些經濟界人士認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消極抵制外商來華并購是錯誤的，關鍵是通過立法手段來與國際通行做法接軌。他們建議加強產業政策的立法，明確外資進入的行業、領域及程度；建立以《反壟斷法》為核心的并購規制體系，限制和阻止壟斷的形成；建立人大審查制，制止任何試圖壟斷中國市場的惡意收購。 應當看到，上述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五大挑戰，是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和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出現的，它也必須通過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來解決，這才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出路。 （采訪記者：王振宏、梁棟、陳國軍、呂曉宇、王金濤、儲國強、萬棟） 配文：

　　避免改制“后遺癥”集中發作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金濤 儲國強 《瞭望新聞周刊》在重慶等地調研發現，由于前一階段部分國企改制操作不規范，留下了“后遺癥”，目前“后遺癥”正在頻繁發作，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穩定因素。 五年前的股份轉讓引發糾紛 今年2月10日以來，重慶騰輝地維水泥有限公司部分在職工人和退休工人與所在企業發生糾紛，原因即是5年前的股份轉讓問題。 騰輝地維前身是國有企業江津水泥廠，現有職工1800多人。1999年9月，企業改制為重慶地維水泥有限責任公司，每位員工成為企業股東。后來公司把股東分為五個大股東：工會股東、三家外來股東和一位自然人股東，工會股東代表1800多名職工股東，自然人股東則是公司副總裁劉宗林。2000年底，地維與香港騰輝集團合資成立了重慶騰輝地維水泥有限公司，騰輝集團以2.5倍的價格收購了地維80%的股份，這樣，原五位大股東共占20%股份，然后又把20%股份轉讓給了原地維公司總裁劉澤源。2005年11月9日，香港騰輝集團重組為瑞安集團，瑞安又與法國拉法基集團合資，共同控股騰輝地維公司。企業股權的再次變動，引起改制“后遺癥”發作。 職工反映的焦點問題是當初企業20%股份的去向。據騰輝地維公司宣傳處處長任均介紹，2000年12月，共有148位股東代表召開股東大會，確定誰是20%股份的代表。由于股東代表認為劉澤源對企業貢獻巨大，最終確定以66萬元價格將20%股份轉讓給劉澤源，與會所有代表都簽字并按了手印，股東代表都由股東們推薦，每位股東都寫了委托書。但許多工人反映，他們當初沒有寫委托書，80%的股東代表是中層干部，他們不代表工人股東利益。公司從來沒有開過股東大會，股東代表大會不能反映工人股東的愿望，他們要求劉澤源退還工人的股份。 十位離休干部陷入“三不管”困境 三九企業集團重慶汽車有限公司的10位離休老干部在歷經企業被兼并和倒閉后，卻因“三不管”找不到黨組織。兩年多來，他們沒有過正常的組織生活，醫藥費無處報銷，生活陷入困境。 三九集團重慶汽車公司的前身是四川汽車工業總公司重慶銷售公司，隸屬于四川省機械廳和四川汽車工業總公司，重慶直轄前，其黨組織由重慶市機械局代管。1998年11月，四川省機械廳發文同意其被三九集團授權委托的深圳市三九汽車發展有限公司兼并。同月，四川省汽車工業總公司將這家公司的資產、債權、債務和在冊職工全部移交給深圳汽車發展公司。 但三九重慶汽車公司經營卻每況愈下，企業資不抵債，資產已被法院查封拍賣干凈。企業倒閉后，職工中有的買斷工齡，有的提前退休，但10位離休老干部卻“孤立無援”。10位離休老干部中，享受副廳級待遇的有2人，享受正縣級和副縣級待遇的分別有4人；有2人參加過抗日戰爭，有8人參加過解放戰爭。他們兩年多沒有過組織生活和報銷醫藥費。他們向重慶市老干部局等單位反映，得到的答復是三九重慶汽車公司不是重慶市屬企業，重慶管不了；他們找三九集團，發現深圳汽車實際上是一戶掛靠在三九集團名下、由私人控股的公司，現在已被注銷；他們向四川省老干部局反映，一位負責人卻說，由于年代久遠，10位離休老干部所屬企業的所有權關系轉變過程太復雜，目前幫不上什么忙。

　　“后遺癥”頻發影響社會穩定 陜西寶雞市國資委副主任張積勤說，現在國企改制“后遺癥”引發的突發事件很多，他經常去處理。 記者在三峽重慶庫區了解到，有兩大因素影響庫區社會穩定：一是移民，二是企業改制。改制“后遺癥”導致職工頻繁上訪。豐都縣自2000年以來，在移民遷建過程中關停破產、改制的工礦企業達五十多家。這些企業的職工被買斷工齡后，只能得到1??2萬元的安置費。豐都縣信訪辦主任秦華平說，有一部分改制企業，搬上來以后不能正常生產經營，職工養老保險金交不起，生活費不能按時發，工人們經常到政府部門上訪。 重慶市國資委副主任劉有恒說，市國資委成立后感到信訪壓力特別大，有不少人反映改制“后遺癥”問題。最初國資委辦公室只有一個分管信訪的同志，后來感覺信訪人員嚴重不足，就成立了信訪處，4個人專門負責信訪，還是疲于應付。現在，信訪工作人員已經增加到12個，仍然力不從心。 重慶市信訪辦主任周天云說，改制“后遺癥”已成為信訪主要問題。前幾年國企改制搞得比較急，方案不完善，沒有周到地考慮職工利益，沒有給職工講清楚政策。對于這種情況，政府應反思產生國企改制“后遺癥”的原因，并引以為誡。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