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垃圾治理困境
消費社會興起與垃圾的大量生產
垃圾無處不在卻不十分引人注目。一種商品或食物的使用價值在被丟棄后旋即宣告結束，它們被迅速清掃、轉移、運輸，離開人們的生活空間和城市的公開場合。然而垃圾并不會隨著丟棄而消失，它是發展的、消費的、潔凈的、便利的現代城市生活的另一面。
過去三十年，中國創造了驚人的經濟奇跡，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速發展，民眾的消費生活也發生了史無前例的革命：消費品種類繁多，不斷推陳出新。一次性用品、智能電子產品在帶給人們便利生活的同時，他們短暫的使用周期也制造了大量的垃圾；繁多的商品還帶來多種包裝物，它們則在以更快的速度完成從商品到垃圾的轉變；而在“刺激內需”、“電器下鄉”，“結婚要有房和車”等夢想口號的感召下，更多的商品被生產出來，而刺激消費也意味著刺激“丟棄”。消費有快感，丟棄似乎也是一種樂趣，在時尚和潮流面前，“丟棄”不一定是因為商品不再具有使用價值，人們更多的是通過“丟棄”和消費的行為在塑造著消費者的新身份，但與此同時，大量的城市“固體廢棄物”（municipal solid waste）也被制造出來。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2004年中國固體廢棄物年產1.9億噸，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了全世界第一的垃圾生產大國。到2012年，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的統計，全國的生活垃圾總量已經增加到了2.39億噸。盡管垃圾生產量如此巨大，卻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或許更多的時候，人們甚至將此當作一個發展的指標。但不可輕視的是，垃圾已經構成了中國環境治理和城市管理的一個嚴峻挑戰，國外學者更是將生活垃圾帶來的問題稱為城市化過程中的“廢棄物危機”。
從08年至今，筆者持續關注和研究與垃圾相關的問題，并在北京和廣州兩座城市做田野調查，對象包括普通市民、環保人士、城市管理工作人員、相關科研人員、相關企業家、清潔工人、拾荒者、廢品收購站經營者等，本文將基于此檢視中國當下的垃圾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和文化現象。
轉型中國的“垃圾”生活史
美國學者Susan Strasser在其著作《廢物與需要：垃圾的社會歷史》4當中，書寫了英、美的垃圾歷史。她指出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垃圾”是個相當晚近的范疇，垃圾及其有關的生活實踐、處理方法、法律和規定，都是隨著歷史發展而變化的。在農業社會中，廢舊的物品都會被盡量再造和再用，直至工業社會，人類生產生活當中本來循環的物質流動系統才成為了一個單向的系統。可以說18世紀到20世紀經濟系統變遷的歷史，也是“現代的”垃圾制造歷史。
曾經，對舊物的改造再利用的各種技能，是生產和家庭生活中人人必備的，對男性而言，擅長維修甚至令人聯系到一種“男性氣質”，而女性若擅于修補、再造，甚至是創造性的再利用廢棄物材料，也能令她們成為更加令人敬佩的家庭主婦。
在19世紀，和商業銷售系統并行的，是一套廢舊材料的回收網絡，但這個回收體系隨著火車、汽車等新型交通運輸和銷售系統的興起而衰落，“新的就是更好的”的消費文化興起，人們逐漸相信，基于技術升級和風格革新的商品更新換代是必須的。與此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清潔”、“方便”的觀念，以及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生產的商品，如一次性的衛生巾、餐巾紙等。在此基礎上，一套要購買、丟棄、更新而不是維修、重復利用的“垃圾文化”才逐漸形成。
在中國，生活垃圾的大量產生同樣與工業化和現代化有關。作為后發國家，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消費社會發展的速度更快，具有一種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特征，在幾十年間，社會變遷更加迅速，相應的城市問題、環境污染問題也更為突出和集中。
在個體和家庭的層面，由于快速的社會變遷，我們甚至可以在同一個家庭的幾代人當中，聽到在美國跨越兩個世紀的“垃圾”故事。對于老一代人而言，“露天垃圾池”并不陌生，同樣熟悉的是垃圾池里焚燒垃圾帶來的大火、濃煙和燒焦的氣味。在老社區里，依然可見曾經廣泛使用，如今被封鎖的“垃圾道”——為方便高層居民傾倒垃圾，住戶直接從本層的垃圾道口傾倒，垃圾就能經由道中直接墜落地面，與之伴隨的是一層的住戶對于夏天垃圾道令人不快的氣味的記憶。
在很多城市，垃圾都曾經仰賴清潔工人挨家挨戶的搖鈴收集，聽到鈴聲就把垃圾送出來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和這些陌生的垃圾收集處理設施相比，令年輕人感到更加難以理解的，是老一代對于“節約”、“節省”的執著，以及積攢廢物的那種略顯固執的生活習慣。老一代則“看不慣”年輕人的浪費，對他們而言，不再匱乏，絕對不是拋棄“厲行節約”、“克勤克儉”等“美德”的理由。
中國當代藝術家宋東在其裝置作品《物盡其用》中展示了他的母親一生積攢的各種物品。這個展覽看起來蔚為壯觀：上百塊沒有用過的肥皂、上百個牙膏皮、幾百個空的塑膠瓶和玻璃瓶、不計其數的碎布頭、各種材質、粗細、長短的線卷，還有各式早就不再使用的臉盆、熱水壺、花盆、鐵釘、棉被、小板凳、刷子等各式生活物件。宋試圖理解母親近乎病態的“囤積癖”，這種堅決不丟棄的習慣，可能與曾經的物質匱乏的生活經驗有關，實際上類似的做法在老一輩中國人當中相當普遍。
不過還有另一種更為積極的態度和理由：很多老年人強調，把這些年輕人眼中的破爛留下來，是因為“有一天可能有用”，實際上他們也確實常常能夠在后來的場合使用到這些東西：舊的袋子和盒子，減少了對新容器和包裝物的使用，舊物被分解為零件組成新的物品，或成為修補的材料。這種“DIY”精神，和Susan Strasser在美國的前工業社會以及工業社會初期觀察到的非常類似。當然，節約還有一個顯著的理由就是節約開支。而積攢的廢品也可以賣給收廢品的人，換取一點經濟收益。
對垃圾態度的改變，實際上表現出一種倫理的變遷，不同的圍繞垃圾的生活實踐和慣習（habitus），背后是對于物質世界的理解和價值判斷，以及相應的倫理觀念，比如：“這些東西是什么？是否具有/有多大價值？以及應該被如何對待？”不同世代的中國人，對于這個問題常有對立分歧。
可以說，對于不同的群體而言，“物”具有不同的價值，“垃圾”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對物品不同的使用和處置方式，折射著時代的道德和價值觀，這是快速的社會發展和文化變遷帶來的必然結果。但有時候表面上相同的實踐，實際上也可能出于對物質世界不同的理解和價值倫理觀念。
筆者曾經目睹過一次有趣的“相互誤讀”：在廣州美國領事館的一次面向中國公眾的環保主題講座上，美國領事向觀眾們贊嘆：“中國人很環保，你們更多的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很多人習慣自帶水杯，重視對水電的節約，還沒壞的東西不會輕易丟掉。”中國觀眾聽完大笑：“我們不是‘環保’，只是舍不得花錢！”
現代垃圾管理：城市的排泄系統
現代的城市垃圾管理系統的產生，同樣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當中逐漸發展起來的。根據Susan Strasser的研究，在美國，關于“垃圾應該如何被處理”，“究竟誰有資格和義務管理垃圾”的問題都有明確的規定，而這都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逐漸形成的。
目前，全球的垃圾處理普遍以“無害化處理”為標準，這是一種對垃圾現代化的、科技化的處理方式，包括對垃圾的收集（垃圾桶設置、垃圾中轉站）、運輸（特殊運輸工具、運輸路線）以及終端的處理（衛生填埋場、焚燒廠）。這套系統一般由市政府及其相關的環境衛生部門負責，和排污系統一樣，作為基礎設施，是現代城市管理技術的一部分，共同維系著一個現代城市的運轉，好比城市的“排泄系統”。
中國現代化的垃圾管理（waste management）系統與安全衛生的“無害化處理”設施發展相對滯后于垃圾問題的產生。根據環保部報告， 2001年，政府才開始調查和監測全國范圍內的垃圾處理廠；對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的關注和控制，則從2001年參加國際POPs“斯德哥爾摩公約”開始8，也滯后于污染物本身的生產。
2002年，中國出臺第一個有關城市生活垃圾的規定，而至此為止全國只有大約低于一半的垃圾得到了“無害化處理”。但直到2007年，針對生活垃圾管理的各個方面的法規才陸續出臺。
根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2年)》和《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2012年)》，2012年中國城市的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為84.83%，縣城（不包括農村其它地區）的無害化處理率為53.97%。
在政府開始嘗試建立現代化的垃圾治理體系之前，垃圾給中國城市帶來的問題已經開始顯現。垃圾為什么會造成污染？這里首先需要解釋什么是環境科學中所說的“無害化處理技術”，它指的是在處理過程中通過技術控制垃圾的污染，“科學填埋”、“衛生填埋”和“無害化焚燒”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些方法。
但“無害化處理”是一個技術的概念，它是時代性的、也是局限性的，實際上并不等同于徹底杜絕污染。此外，處理設施向大氣、土地排放的污染物還可能造成“二次污染”。這些設施也是有風險的，雖然風險是個“概率”問題，但是一旦發生，比如失火、液體泄露或者爆炸，可能為環境帶來的更大的危害。
當然，更顯著的污染來自于沒能被納入無害化處理的垃圾。首先，隨意棄置的垃圾會帶來難聞氣味和公共衛生問題。此外，得不到無害化處理的垃圾當中的有害物質，如重金屬和有毒化學物，會在垃圾中分解、析出，隨著滲濾液進入土壤、地下水、乃至整個生態系統。露天垃圾焚燒，還是目前被公眾和媒體持續關注和熱烈討論的霧霾問題的一個污染源。焚燒垃圾制造的不僅僅是煙氣，其中的含氯物質還可能在焚燒的過程當中合成致癌物質，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污染物就是“二噁英”。
另外，在政府的正式處理體系之外，垃圾還有一個去向，就是非正式的回收領域，一個發達的從回收到處理的產業鏈，這是一個龐大的“非正式經濟”網絡（informal economy）。這個產業鏈的底層是拾荒和廢品回收大軍，通常由流動于城市的農村移民組成。他們有的直接從垃圾里面撿拾、挑選，有的從居民手中收購，經過簡單的分類處理和累積后售賣給規模更大的回收網站，而回收網站會再累積、轉賣給更大規模的回收中心。
在這個過程中，回收者通過勞動使得本已經“零價值”的垃圾重新具有了使用價值，使垃圾最終變成原材料，進入回收再造廠的手中。這個產業的存在，確實節約了能源和物質，為制造業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原材料，使得更多的物質重新進入了生產和消費系統。
然而，由于這個產業鏈是處于灰色地帶的非正式經濟，低端的作坊和回收網沒有被納入監管，整個網絡沒有很好的污染控制，從回收、分揀、處理到再利用，都存在二次污染的隱患。在處理再造的過程中，例如電子產品的拆解、塑料的再生，有毒物質都有可能在缺乏有效技術控制的情況下被排放，進入空氣、土壤和水源。
另一方面，底層的勞動者在這一過程中受到剝奪，他們為回收廠創造低成本的原材料，但是作業環境惡劣，容易導致健康問題，卻缺乏勞動保障。此外，拾荒者們還要承受因為每天跟垃圾打交道而帶來的污名化和歧視。
在北京，來自四川巴中儀隴、河南固始的拾荒者、收廢品人從1990年代起就陸續來到北京，很多人已經來京二十多年了，然而除了有限的幾個老鄉之外，他們幾乎不認識任何人，也從來沒有坐過地鐵，沒有進過市區。實際上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經濟能力，京郊某村的垃圾/廢品從業者，在2008-2010年間，個人收入可達到1500-5000元每月，家庭收入則更多，但他們不愿意和當地人交往、參與當地的社會生活、使用公共設施，一個很直白的理由就是：“怕人家嫌我臟”。
一個四川籍的拾荒者告訴筆者：有一次有一個年輕姑娘走過他身邊，毫不掩飾的捂著鼻子目光鄙夷的走過，他很憤怒：“你們家沒有垃圾嗎？你看不起我，我還看不起你呢！”
城市化與“垃圾圍城”
導演王久良的紀錄片《垃圾圍城》鮮明的道出了當前垃圾帶給中國城市的治理困境。在這部作品中，他考察了北京周邊大大小小的垃圾場，并把這四百多個垃圾場的位置標注在“谷歌地球”上，從地圖上可以直觀的看到，北京已經被垃圾包圍，外圍的垃圾場連成一圈，組成了北京的“七環”。
滯后的垃圾管理和處理水平，只是導致“垃圾圍城”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另外一個重要的背景是當代中國高速的城市化和新興的房地產市場。
對于當前處于快速城市化過程當中的中國城市而言，“垃圾圍城”牽涉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因為截止目前主要采取的垃圾處理方式是“填埋”，其設施就會占據較大面積的土地。而想找到合適的土地做垃圾掩埋，政府至少面臨這樣一些困境：離城市較近的土地寸土寸金，同時隨著民眾權利意識的提升，令人厭惡的垃圾處理設施還要面臨周邊居民的抗議；離城市太遠的地方則要考慮運輸成本，沿途建立更多中轉站的成本，以及在過長的路線上垃圾變質的可能。
一個更令人不得不注意的現象是，由于城市化速度過快，城市規劃往往沒能預見未來的發展情況，“垃圾”作為城市骯臟無用的“排泄物”，總是被試圖排除到城市的“外面”。然而，一個快速擴張的城市，沒有哪一片土地可以被確保是永遠的、絕對的“外面”，這就是“垃圾圍城”困局的本質。
作為當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當中的另一極，農村也并沒有逃離垃圾帶來的問題。環保部副部長潘岳曾經在2004年承認，每年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改革開放以來，盡管農村同樣被卷進消費社會，垃圾的內容和數量與“毛時代”相比都已經發生巨變，但垃圾一直以最古老和“原始”方法被處理，學者賴立里曾觀察到：在家里，農村居民的生活已經達到了“現代化”，和城市居民一樣消費著工業帶來的商品，但是在室外，大量垃圾處理卻還處于“前現代”階段：直接丟棄到自然中，道邊、河流里遍布垃圾的景象十分常見。
垃圾還以其令人難以預料的方式，把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村和城市深刻而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在江西某村，村民處理垃圾的方法非常簡單，直接堆積在房屋附近，等積攢到一定數量，就點火燒掉。另一種常用的方法，就是直接把垃圾倒入河中。村民們盼望下雨，因為雨水把垃圾沖走，河道環境也能得到改善。而這條河正是供給珠三角乃至香港的水源“東江”的上游。
而在廣州某村，村民把垃圾當作肥料放入菜地，這些垃圾并非純粹的有機肥，而是包括塑料包裝等物的一般生活垃圾。該事件被媒體披露后一時引起轟動，食品安全問題本來已經堪憂，現在又增加了“垃圾菜”的新問題，但報道卻也引起了村民反感：蔬菜銷售不出去，農民無法維持生計。筆者走訪此村時，發現田間地頭可見廢舊電池、塑料制品等生活垃圾，農民們也并沒有馬上撤走農田里的垃圾肥堆。農民們解釋說，用垃圾堆肥，是“老”做法，以前就這樣做，并不是什么新事。當筆者指出現在的垃圾和以前的垃圾恐怕成分不同。一個菜農的回應則是：“現在所有的情況都不一樣了，環境變了，空氣都污染了，你怎么說?！”
焚燒技術遭遇“鄰避”抗爭——“別建在我家后院！”
面對“垃圾圍城”，各個城市無地可用的問題，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開始將目光投向新興的垃圾焚燒發電技術。較之于目前廣泛采用的填埋技術，垃圾焚燒比較快捷高效，而且占地面積更小。截止2013年9月，中國在建和建成的垃圾焚燒廠有159座左右，處理14.5萬噸的垃圾，而在隨后的四年，將有200座垃圾焚燒項目興建，投資達到765億，到2015年，焚燒垃圾就會占所有垃圾處理量的35%。有媒體和環保人士將這個大舉興建垃圾焚燒廠的計劃稱為“垃圾焚燒大躍進”。以社會主義時代的“大躍進”來比喻垃圾焚燒項目的大舉興建，說明了這些垃圾焚燒工程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令人驚異，同時表達了一些疑慮。
為何垃圾焚燒發電設施受到青睞？首先，它能夠最有效和快速的解決垃圾處理的問題，而且這項技術比較成熟，在歐洲和日本都已經有廣泛使用的先例；此外，在處理垃圾的同時，還能發電，符合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垃圾發電入電網還可以獲得電價補償，創造巨額收益。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可謂一箭雙雕。
盡管政府計劃把焚燒作為未來中國垃圾處理的主流，但是垃圾焚燒項目在各地，一經選址，都遭到周邊民眾的不約而同的激烈反對。城市管理者眼中先進、環保的垃圾焚燒設施，在周邊居民看來卻是可怕的污染制造源。除了感官和心理上的不快，居民們最擔心的是垃圾焚燒的排放物帶來的健康風險。垃圾焚燒的排放物里面可能含有重金屬和有毒物質，比如“世紀之毒”二噁英——可能導致免疫、生殖系統的病變，亦可致癌。盡管技術上解釋可以有效的把污染物控制在安全的范圍內，居民仍然抱有懷疑，此外，他們更擔心的是垃圾焚燒廠具有的“風險”，也就是說，雖然危害的發生只是一種可能，但一旦發生，后果將是無法承受的。
政府寄望的垃圾焚燒廠，卻成為了不受歡迎的鄰居，在全國各地激起“鄰避運動”（not-in-my-backyard）。抗議遍布全國，從北京、上海、江蘇、湖北、浙江，到廣東，都有針對垃圾焚燒廠的反對聲音和居民行動。
2009年，廣州番禺爆發的一場反對垃圾焚燒規劃的抗議持續成為媒體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從10月份知悉一座垃圾焚燒廠即將建立在自家附近，當地居民們就開始采取了一系列行動：到市政府和城管委門口集體請愿、在媒體上和政府持續的就垃圾問題展開討論、向人大發布公開信并提出政策建議、開展民間座談會等等。幾個月后，運動成功致使垃圾焚燒廠停建和重新選址。這個突如其來的“勝利”令媒體驚喜和振奮，觀察者們認為這場抗議是官民理性互動的典范。
事實上，這場勝利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復制值得追問，“鄰避運動”本身能否解決垃圾圍城的困境也值得反思。如果這個公共設施是城市必需的，那么不建在“我家后院”，就不得不建在“你家后院”，尤其可能是那些比“我”更弱勢的人家后院。無論如何，這場抗議成功的把垃圾問題帶入公眾的視野，2011年，廣州新任市長上任，他將解決廣州“垃圾圍城”問題定為自己任期內的一個工作重點，甚至戲稱自己為“垃圾市長”，開始探索在廣州推行垃圾分類和計量收費的可能。而番禺的“反焚者”們，也沒有因為抗議成功就停止對垃圾問題的關注，他們成立環保組織“宜居廣州”，從環保的角度持續參與廣州的垃圾治理。
沒有垃圾的未來？
垃圾現象作為“硬幣的另一面”，折射的是國家的發展、民眾的物質生活和時代精神的變遷。消費的狂歡帶來大量生產的同時也導致大量垃圾產生，然而垃圾不會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就此消失不見。它通過生態循環，或者是一陣風，就可以回到我們的社會生活當中。垃圾是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最不被注意的副產品，但它帶來的難題，像是對消費狂歡和無度饕餮的一種暗諷。
當代盛世中國的垃圾治理，面臨一個復雜的困局：市場尚不能為垃圾提供解決之道，無法消弭污染對環境的危害，而政府也面臨兩難：一方面是快速增長的海量垃圾，一方面是對大型設施激烈反對的民眾，這是科學技術無法完全解決的難題，科學技術不僅無法確保垃圾處理設施真的“無害”，也不能說服民眾不去懼怕技術和設施帶來的健康風險。
垃圾問題的解決之道在哪里？環保人士提出一個“零廢棄”的概念（zero-waste），即盡可能的把廢棄物減至零，盡可能的減少對于地球資源的無度開掘和消耗，對垃圾采用“3R”的措施：“減量”(Reduce)，“再用”（Reuse），“循環”（Recycle）。具體的實踐例如垃圾分類、減少包裝，回收廢舊電器，以及對垃圾盡可能的資源化等等。
“沒有垃圾的未來”聽起來似乎過于理想，各種具體做法的環境成本收益以及市場成本收益尚需要精細的計算和考量，不同國家、地域、階層、世代的社會群體乃至物種的利益也需要加以保障與平衡。不過，這個概念作為一種“終極目標”和綱領，確實描繪了一個更加環境友善、可持續的未來藍圖。當然，對目標的實現，甚至接近都并非易事。一方面，這種全球性的概念，還需要“在地化”，根據本國當地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情況做出調適。另一方面，藍圖的實現，還需要政策的制訂、科學技術的支持、市場的改革和配合、文化意識的轉變，以及企業、消費者個人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