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低端制造業發揮優勢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中國在各種生產要素上所具有的特定比較優勢，決定了中國應當繼續發展低端制造業。目前，中國仍然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這就要求中國的主導產業仍然是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

　　其實，低端并不必然等于低附加值。做好低端意味著要從產品質量、品牌等多個方面提升產業的附加值，做到既能充分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又能推動產業升級和產業轉型。因此，各級地方政府應逐漸淡化自身的“球員”身份，更好地做好“裁判員”，從而為低端產業的發展和提升創造積極條件。

　　低端產業曾帶來的好處

　　所謂低端含義包括幾個方面：一是指技術含量相對比較低的產業，如紡織業、食品加工業等；二是指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如貼牌生產或為整機提供零部件生產等；三是指同一行業中的低端產品，如小排量的廉價汽車等。

　　中國過去3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就是由低端生產推動的。二戰之后，全球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發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從歐美到日本；第二次是從歐美、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及南美等地；第三次則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全球制造業向中國轉移，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雖然處于產業鏈低端意味著別人掙大錢自己掙小錢，而且還要飽受環境污染之苦，但最大的好處是實現了宏觀經濟學中的兩個最大目標，即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

　　與印度相比，雖然印度從發達國家的服務業轉移中也受益匪淺，如印度的軟件業已經確立了僅次于美國的顯赫地位。但是，軟件業所創造的就業人數也不過200萬而已，相比之下，中國僅出口產品制造部門創造的就業崗位就達1.5億左右。因此，中國與印度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差距的拉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做了制造業中的低端，而印度則做了相對高端的軟件業。

　　產業升級受到金融風暴沖擊

　　美國商業思想家、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把國家之間競爭所推動的經濟發展分為生產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富裕驅動四個階段。按這樣的劃分，日本應該從上世紀70年代末就進入了創新驅動階段。但從上世紀80年代末起近20年時間里，日本幾乎沒有進步，日經指數在1989年達到38900點之后不斷下行，目前只有8800多點，明顯進入了富裕驅動（衰退）階段。

　　在第三次全球產業轉移過程中，唯一成功勝出的大概就是韓國了，目前正處于創新驅動階段，而中國目前還處在投資驅動階段。

　　理論上，隨著人民幣升值、勞動力價格上升，中國已經有產業再度向其它地區轉移的跡象。但是，中國太大，不僅人口眾多，東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也較大，要把低端產業轉移出去不太容易。更何況目前中國正在遭受美國金融風暴對實體經濟造成的沖擊，實現產業升級的腳步無疑將放緩。

　　沒有完全做好低端產業鏈

　　從全球產業轉移的角度看，中國能夠承接全球制造業的轉移是件好事。如果能在接下來可能發生的產業轉移中再次實現產業升級，從產業鏈的低端上升到中高端，則是件值得慶賀的事情，但問題是我國是否已經具有了實現產業升級的條件？

　　以汽車行業為例，日本和韓國都利用產業轉移之際，發展和壯大了豐田、現代等自主品牌。而中國則相反，通過30多年發展起來的解放和紅旗等自主汽車品牌，在汽車行業的中外合資過程中幾乎都被擠出市場。

　　在工業化過程中，日本采取的策略是先滿足國內需求再出口。韓國是通過向外舉債和引進技術發展自主產業，通過鼓勵國內消費者購買國貨來壯大產業規模。而我國則更多地采取中外合資的方式來發展制造業，這個過程中必然使得老謀深算的跨國公司逐個消滅中國的本土品牌，如上海原本是中國名牌產品最多的地方，但昔日的蝴蝶牌縫紉機、金星電視機、上菱冰箱等目前已經看不到了。

　　由此看來，即便是低端，我國也沒有完全做好。

　　產業升級存在障礙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發展戰略，都想成為強國，都不想在全球產業分工中處于從屬地位。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發展戰略經歷了兩個30年的兩次選擇。

　　第一個30年，中國選擇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發展戰略，即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推進農、輕、重全面發展的戰略。由此，我國形成了較為完整而獨立的工業體系，GDP增長兩倍以上，工業迅猛發展，與農業的產值幾乎相當。當時，我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當屬漫長歷史中發展最快的時期。

　　第二個30年，中國選擇了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到全球產業分工中，GDP增長八倍以上，在全球堪稱經濟增長最快的大國。

　　比較這兩個30年可以發現，擺脫國際分工體系的自我發展顯然是比較慢的發展戰略。但要參與國際分工體系，同時又想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高端，就需要實現產業升級，需要與別國競爭核心技術、營銷網絡和定價權。但是，中國行業在這方面的基礎與實力目前并無優勢。

　　拿紡織行業來說，雖然中國幾乎掌握了全球所有的紡織織物生產技術，但還是處于從屬地位，只能獲取微薄利潤，甚至承擔訂單不足的風險。原因在于我國的紡織行業既沒有國際品牌，也沒有國際營銷渠道。

　　上世紀80年代起，我國之所以要大量吸引海外直接投資，是因為這樣既可以彌補資金缺口又可以學到外國的先進科技和管理方法，同時又不會增加外債。這樣的發展戰略確實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跨國公司也有它的發展戰略：擴大其在中國市場份額的同時，擠垮或消滅其在中國的競爭對手（或潛在的對手）以及本土品牌。況且，跨國公司具有十分豐富的開拓新興市場的經驗。

　　與此同時，我國在研發方面還存在一些體制問題。首先是在科研投入方面，基本上還沿襲計劃經濟時代政府財政投入的模式。雖然財政在科研方面的投入逐年上升，比重并不算少，但由于科研經費下撥的方式有太多的行政色彩而效率較低。

　　其次，是企業的研發投入嚴重不足。在發達國家，企業的研發費用是超過科研院所的，中國則相反。以汽車工業為例，以國企為龍頭的中國汽車業在研發投入上極少，占其銷售收入的比重不足2%，而國外一般在5%～10%。

　　與發達國家比，企業研發能力較弱，且國家整體科研能力不強，都成為中國要擺脫產業從屬地位的掣肘。

　　做好低端仍有現實基礎

　　其實，由于我國就業壓力巨大，而發展低端恰好可以解決更多人的就業問題。中國的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勞動力要素稟賦優勢將長期存在。如果二次大戰之后，每隔20年左右一次的全球性產業轉移到了中國就到了終點，那么中國應該牢牢抓住不放，而不是好大喜功去“騰籠換鳥”。事實上，如果我國的低端產品、低端產業或者低端角色真的做好了，一樣可以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提高我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以食品行業中的茶葉為例，它應該屬于科技含量不高的低端行業，但中國作為茶葉的發源地，有西湖龍井、黃山毛峰等眾多名茶，卻沒有一個在國際上叫得響的茶品牌。由于缺乏品牌，加上出口茶商相互壓價，形成了所謂“種植面積世界第一，產量世界第一，出口量第三，創匯額第四”的怪現狀。

　　中國出口茶葉在國際市場上每公斤僅售2美元左右，平均茶價比印度低四成，比斯里蘭卡低六成多，甚至比肯尼亞的還要低20%。而英國雖然自身不產茶，卻擁有全球最大的茶葉公司———立頓。立頓紅茶每年的銷售額超過30億美元，幾乎相當于我國目前茶葉產值的70%。因此，低端行業如果能夠做到立頓這樣市場份額，其經濟價值應該不比高科技企業遜色。

　　據統計，中國95%以上的企業，無論是低端還是高端，都只有產品沒有品牌。如果我國低端行業或企業的品牌能夠不斷樹立起來，中國在低端行業的全球市場份額就可以得到提升。中國雖然已經是包括紡織品、玩具、摩托車、彩電等上百種產品的全球生產和出口第一的國家，由于缺乏核心技術和品牌，出口策略大多是低價銷售。比如，我國在跨入21世紀之后就超越日本，成為摩托車生產的第一大國，但2002年摩托車出口的平均單價只有160美元左右，日本的出口單價則達到3000多美元，中國摩托車的出口創匯額只有日本的40%。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自己在進步，比如目前中國的摩托車出口單價已經提高到了400美元以上。而我國的紡織服裝行業，雖然長期給別人做代工、做貼牌，但近年來中國服裝的質量已經顯著提高。如果我國更多出口產品的質量能夠提升，并建立起誠信有序的經營理念，即便做低端，中國也同樣可以崛起。

　　政府須調整角色定位

　　2008年發生的三聚氰胺事件，給蒙牛、伊利這樣迅速崛起的民營乳制品行業龍頭企業的打擊是空前的。很多國家經濟增長的歷史說明，當一國的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會凸現出來，社會秩序被打亂，一些企業會為了盈利而不擇手段。

　　不久以前，很多學者建議把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創造，但事實上，中國制造的商品正面臨越來越多的責難，讓心態浮躁、對仿制樂此不疲的企業花一大筆研發費用實現中國創造的難度可想而知？而部分中國制造的低端產品在質量、環保標準等方面還沒有與國際接軌，因而要實現跨越式發展確實不容易。這就要求政府管理部門能夠認清中國當前所處的特定歷史階段，審時度勢，加強對企業的監督和管理，可以從國內生產、銷售和出口兩個角度，對企業及其商品進行監督和干預。

　　從國內的生產及銷售來看，國家質檢部門應該進一步擴大取消免檢產品的范圍，對生產過程中存在的環保問題加強檢測力度。為了避免地方環保部門與企業達成默契，國家環保部門應該更多利用民間力量來治理環保問題，加大獎罰力度。鑒于中國面臨的企業誠信體系缺失問題，需要采取行政和輿論等各種措施對其進行監督。

　　從產品出口的角度看，我國出口商品制造企業普遍采取的營銷策略是低價營銷，其結果往往是出口產品毛利率下降的同時，還要遭遇反傾銷報復。因此，政府除應加強對出口產品的質量監督外，還應該針對可能成為反傾銷目標這一現狀，加強與反傾銷調查較多的行業協會及相關企業的協調。如通過制訂產品質量標準，通過行業協會限定最低出口價格，甚至采取出口配額等方式限制出口規模等。

                                      　　（本文作者為國泰君安證券有限公司總經濟師、首席經濟學家）

　　相關觀點： 化“危”為“機”還需精耕傳統產業

　　聞一言

　　據報道，在眾多加工型企業還在為如何度過不確定的2009年犯愁時，江蘇陽光集團在今年卻獲得了18億元的市場訂單和3億元的國際風險投資。究其原因，在于該集團依靠自主創新，實現了從低層次的簡單加工到自主設計和擁有自主品牌的轉換，拉開了和競爭對手之間的差距，贏得了難得的低成本擴張機會。

　　長期以來，區域經濟升級轉型通常的看法就是以高科技產業替代傳統產業，實現產業的升級換代和地方經濟推進方式的變更。事實上，這是一種不無偏頗的觀念。
　　正所謂沒有衰落的市場，只有衰落的企業。在市場平均利潤率一定的情況下，決定資本盈利效率的其實并不是所涉足領域的新穎、所擁有技術的高端，更多的是植根行業精耕細作的決心和深入挖潛、拓展附加值的能力。一些傳統行業因其所特有的市場及資源優勢，雖競爭者眾，但也容易博得一些有志于大展拳腳的資本的青睞。

　　無法回避的是，企業在傳統產業中的創新是推動企業前進和實現經營業績穩定增長的強大動力。企業技術創新的活躍，不但帶來企業的興旺和產業鏈的更新，更促進了市場的活躍和經濟社會的繁榮。

　　一般而言，如果說企業技術創新低迷，往往成為經濟危機的重要誘因。經濟景氣度下行時，如果一些不符合時代要求的企業和產業將逐步衰退的話，那么一些有競爭力的企業的創新和產業鏈的擴展，則成為支撐經濟復蘇和新一輪發展的重要力量。從這一點來看，應對金融危機，需要企業在創新中尋找繼續生存與發展的動力。

　　歷史經驗表明，凡是依靠創新的企業，往往能夠很快擺脫危機并實現新一輪快速發展。而應對當前的危機，也需要正視傳統產業生存與發展廣寬的市場前景。同時，引導和啟發眾多傳統產業企業把注意力放在自主創新上，用自主創新成果抵御市場沖擊，進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與此同時還應看到，現代社會條件下，參與區域或全球市場的競爭，僅以企業個體之力很難成功。在企業為市場所提供的可見產品和服務的背后，還存在人才、融資、物流、行政效能等諸多不可見因素的作用，涉及各種政策和制度背景。這意味著，在主觀愿望和個體努力之外，企業的發展還需要由外部環境提供一種制度性的保障和支持。而近來國家推出的包括紡織行業在內的行業調整振興規劃，正是這樣一種制度性的保障和支持。相信企業能從國家振興傳統產業的規劃中尋找到新的發展機遇，在精耕中實現做大、做強、做深、做精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