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不是成本是投資

當年的“東南西北中，發(fā)財?shù)綇V東”，現(xiàn)在已經沒人說這個話了。“就是因為工資已經不行了。”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管理系教授王曉暉解釋說。

王曉暉認為，珠三角地區(qū)的薪酬水平必須提高，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yè)，都要解放思想改變思路，要把提高薪酬當作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大，競爭力也會提高，進而未來的收益會大。”王曉暉還表示，調控薪酬水平的最直接有效的敲門磚，就是提高公務員的工資。

工資吸引力小了

在梳理廣東省的薪酬變化時，王曉暉認為，廣東省自改革開放以來發(fā)展迅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工資政策。

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在全國統(tǒng)一工資制度、嚴格管理工資的發(fā)放和增加的背景下，國家給予了廣東省一定權利，可以自行決定工資的升幅。正是由于這一比較靈活的政策，廣東省當時的工資收入水平明顯高于其他地方，為全國最高。尤其是外企，廣東是最先有的，工資水平遠遠高于其他地方。

由于工資水平高，廣東吸引來了全國各地的優(yōu)秀人才。據(jù)王曉暉介紹，順德、中山，在廣東只能算是小城市，但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吸引力都非常大，來了很多外地人，很多國企和大城市的人才都去了，其中很多是高素質人才。“原因不言而喻，就是薪酬高。在原來的大企業(yè)包括國企，分不到房，工資又不高，但在順德、中山，來了就有三室一廳、兩室一廳，工資也漲了一倍，生活待遇改善很大。我也是那個時候從陜西來到廣州的。”王曉暉說。

而目前廣東省乃至珠三角已經不算是高工資地區(qū)。據(jù)了解，廣州市政府機構官員對廣東省的薪酬水平普遍比較悲觀，如廣州市勞動與人力資源局、經貿局，乃至廣東省相關工資管理部門官員估計，廣東省的平均薪酬目前已經排在全國前10名開外。但王曉暉表示不至于。“個人估計在5~8名之間，可能是第7名。這和廣東的經濟總量相比，已經很不相稱。目前廣東的經濟總量還是全國第一，但工資的增幅在全國排在20名左右，別人平均一年增長10%~15%，廣東一年可能才增長5%。再這樣下去，廣東省的工資水平可能要掉到中游了。”

不僅僅是薪酬不占優(yōu)勢，與收入相關的福利，比如住房方面，廣東也已經沒有優(yōu)勢。據(jù)王曉暉介紹，由于廣東實行商品房改革比較徹底，廣東省的公共部門、事業(yè)單位卡得很嚴，根本不分房了。其他的各類型企業(yè)也向這方面看齊。現(xiàn)在，廣東省的住房水平還比不上北方省會城市。

據(jù)2010年中國薪酬白皮書顯示，從大學生和研究生的起薪工資來看，2010年廣州的工資排第四位，深圳排第三位，北京和上海分別是第一和第二。王曉暉說，原來不是這樣的，上世紀80年代深圳市排全國第一，廣州排第二，再往后才是上海、北京。

人才都跑了

工資低了，自然對人才沒有了吸引力。“因此，增加工資的意義很大。從勞動經濟角度來看，增加工資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勞動者工資提高以及生活條件的改善，主要意義還在于提高整個社會對人才的吸引力，同時增強地區(qū)人才的競爭力。工資高了，人才自然就來了，這樣這個地區(qū)的人才儲量就會大，人才的整體素質就會高，人才總的能力就會強，人才競爭力就會強。”

據(jù)了解，就人才儲備而言，北京目前比較強，全國排第一，上海排第二。“廣東現(xiàn)在的人才儲量排名是比較靠前的，至少是前5名。這主要得益于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工資政策。改革開放之前廣東是比較差的，因為廣東高校少，科研機構也少。但廣東在過去二三十年，經濟水平比較好，工資比較高，吸引了很多人才。”王曉暉接著說，“現(xiàn)在廣東對人才的吸引力已經減少很多，比如我所在的中山大學的學生，雖然他們在廣州讀書，但也有相當一部分畢業(yè)后沒有在廣東就業(yè)。而外省市來的大學生現(xiàn)在已經比較少了。再比如我自己，是從西安來到廣東的。現(xiàn)在西安到廣東的人不多了。我想，如果照此下去，保不住前5名的位置只是時間問題。”

“加薪，很多企業(yè)理解為成本，我們理解為人力資本投資，工資高意味著人力資本的投資大，進而未來的收益會大。現(xiàn)在珠三角的人才好多跑到長三角去了。這就是一個信號。也是一個時機，廣東可以把工資水平由領先、持平，到有一點落后，到重新再領先。”王曉暉表示，“廣東經濟總量長期第一，現(xiàn)在也是第一，但從長遠后勁來看，必須漲工資。”

公務員加薪可撬動工資鏈條

王曉暉認為，造成廣東工資增長緩慢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的思想還不夠開放。“我認為，從政府調控工資的手段上，最直接有效的就是給公務員加工資。這方面必須思想開放。”

政府部門工資不高，國有事業(yè)單位工資就不會高，國企也不會太高。國企不高，民企也不會高。外企也會受到整個工資水平的影響。在王曉暉看來，工資水平就像一個鏈條一樣，是可以傳遞的。他說：“所以，提高一個地區(qū)的工資水平，政府是最主要的，政府的公務員工資提起來，其他的人就會跟進。”

王曉暉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個部門都不能夠通過行政手段來決定一個地區(qū)的工資水平。對民企、外資企業(yè)不能，對國企也不能，因為國企也是獨立法人，工資是由其自己決定。“但是可以影響，誰來影響，政府。”王曉暉說，“對公務員加工資，同時對事業(yè)單位加工資。給公務員補貼，也可以給事業(yè)單位發(fā)一部分工資補貼。國企也可以影響，通過國資委或者財政部門，實行指導工資。這些部門、單位如果一動，其他社會各領域也會動，包括個體戶。”

事實上，廣東是有能力給公務員加工資的。王曉暉分析說：“北京、上海其稅收總量比不上廣東，但公務員工資比廣東發(fā)得多。如果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進行比較，雖然廣州的經濟總量、財政收入可能略小，但差距不大。當然，也有人認為，北京、上海還有一個原因是總部經濟，高層管理人員多，而且金融業(yè)等高工資行業(yè)比較發(fā)達，所以帶高了平均工資水平。不可否認這些因素的作用，但主要原因還是政府思想不夠開放，曾經計劃過的幾次漲工資都沒有兌現(xiàn)。”

給公務員加薪是否會引來爭議？王曉暉認為，只要讓居民了解整個加薪的思路，人們還是可以理解的：一是，公務員這個群體總的來說，名義工資是不高的，一些隱蔽性的收入難以避免，但即便是這樣，總體來說還是不高。二是，這樣做的初衷，不是說為了提高收入給公務員加工資，也不是說他工資偏低了來加工資，而是通過給公務員加工資這一手段撬動整個社會工資水平的提升。三是，一個地方如果財力足夠，就涉及到錢怎么花的問題。如果制度設計不當，勢必造成地方政府官員，是有項目沒項目都要盡量找項目，從中尋租來增加個人收入。